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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一本新书的面世，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广大读者来讲，都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想不到由此节外生枝，引发官司，这是步入晚年的汪曾祺，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虽说在文坛上的笔墨官司，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是，一向息事宁人、处事低调的汪曾祺，却不愿意通过这个毕竟不是很光彩事情的“文坛官司”，来为此书促销或为个人进行宣传。他当时就与原告联系，要求庭外和解，承认自己的疏忽，愿意将文集样书和稿费奉送给原告，以表示深深的歉意，心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别在法庭上抛头露面，制造难堪。照理说，此事因汪曾祺主动赔礼认错，而且还甘愿付给一定数额的经济赔偿，这场官司完全可以了结，原著者的遗孀还没有来得及明确表态，想不到是，汪曾祺到四川泸州酒厂参加一个文坛笔会，却因多饮了几杯老窖大曲，而引发肝脾的不适。回到北京以后，在家中吃萝卜丝榨酱面之时，又因一根萝卜丝卡在喉管里，再堵呛到喉道的血管里去，引发大出血，而于1997年的5月16日不幸去世，享年77岁。一生喜爱酒香、崇拜李白以酒助兴、豪放吟诗的汪曾祺，在这场官司并没有最后结论的情况下，驾鹤西去。
因为一本《汪曾祺文集》所引发出来又一个屡见不鲜的文坛官司，虽然悄无声息的画上了一个逗号，或者是一个长久的省略号，但是，这个文坛官司的缘起，却恰恰是因为昔日“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再加上汪曾祺在官司缠身的阶段意外离去，所以，这个并不是重大事件的文坛官司，就分外引人注目。时间也由此便倒回到40多年前早已经流逝的日子里去……
汪曾祺在1957年全国进行“反右派”斗争的运动中，在北京市文联就职的他，就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长达5年之久。直到1962年，因其良好表现，才摘掉“右派帽子”。在翻看他的人事档案中，因其早年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再加上他本人酷爱京剧，并在文学界工作多年，而被重新分配到北京京剧院工作。被视为组织上给他的第二次生命，汪曾祺自然是心存感激，发奋努力，他利用3年的时间，系统地研读了中国传统的京剧曲目，并在这一期间，参加了将华北戏剧会演的优秀剧目《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的专项创作小组。
1963年的冬天，刚刚从香港、澳门演出回来的北京京剧团，意外地从上级有关部门那里，接到了经江青之手转过来的一个沪剧剧本《芦荡火种》，并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改编成现代京剧。
对于沪剧《芦荡火种》，北京京剧团迅速了解到，最早是取材于崔左夫所撰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文章重点记述了当时谭震林部队属下的36个新四军伤病员，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斗争的真实故事。早在50年代末期，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专业编剧文牧在看过这篇文章之后，认为不但事件特别，故事感人，而且在文艺界流行“革命斗争题材”的当时，是非常适合编写为一出富有地方特色、剧情曲折复杂的现代沪剧来。于是，由文牧执笔，集体创作，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以这篇革命回忆录为素材，重新创作出了一台完整的沪剧剧本《碧水红旗》，并迅速投入了排练，根据剧情的简洁和人物出场的需要，把36个伤病员改为18个，并参照许多相关历史资料，以革命回忆录所记述的发生地为轴心，融进了大量来源的其他真实事件、且以艺术化创作了完整故事，精心塑造出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胡传魁、刁德一等性格突出的正反面人物形象。在1960年正式公演的时候，满大街张贴的海报宣传的剧名更改为《芦荡火种》，由著名沪剧演员丁是娥扮演剧中女主角阿庆嫂，邵滨孙扮演剧中男主角郭建光。
沪剧《芦荡火种》，主要描写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秋天，江苏常熟地区的沙家浜住着以教导员郭建光为首的18名新四军伤病员，国民党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的伪司令胡传魁和参谋长刁德一暗中与日寇相勾结，前往沙家浜去搜捕新四军伤病员。地下党员、党支书阿庆嫂以“春来茶馆”的老板娘身份为掩护，利用胡传魁与刁德一之间的矛盾，与他们斗智斗勇，并设法将伤病员安全转移到芦苇荡。郭建光等18人伤愈之后，进一步发展抗敌武装力量，最后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了胡传魁与刁德一，解放了沙家浜。该剧上演以后引起了很大轰动，自然是受到了北京方面的注意。北京京剧团又得知这一剧本是由“第一夫人”亲自推荐，对此次改编的任务，更感到是重中之重。作为隶属地方领导的北京京剧团，演员队伍中的“四梁”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四柱”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李世济都是蜚声京剧界的一代名角。剧团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四个人联合改编沪剧剧本，琴师李慕良设计唱腔，并重点突出沪剧中的地下斗争这一条主线，把改编成的京剧剧本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并由萧甲、迟金声担任导演，赵燕侠扮演阿庆嫂，高宝贤扮演郭建光，周和桐扮演胡传魁，万一英扮演沙奶奶。当初，汪曾祺参加剧本改编和重新创作，还是从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回来之后，被北京京剧团临时拉进来的。
因为突击改编剧本，时间仓促，再加加紧排戏的周期又是很短的缘故，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和负责主抓文艺的江青等人，应邀观看这出戏的首场彩排，大家却对这台起初期待很高的京剧演出，深感有明显不足，大失所望的江青，在台上接见演员的时候，紧绷着脸不说一句话，并在此之后对此不闻不问，随后，屁股一拍，就到南方疗养去了。而彭真市长、还有当时陪同观看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都意见一致地认为这出戏的基础相当不错，就这样白白丢下实在可惜，他们便多次抽空打电话到北京京剧团里来，鼓励和支持他们不要泄气，用“十年磨一戏”这个道理来安慰他们，希望不要放弃这个戏，而是要改好再重新排练。彭真等人的几次来电，对北京京剧团的党委和剧组人员来说，当然都是一种精神鼓舞，他们又重新调整了演员阵容，增删了一些与沪剧发展的不同情节，由该团的著名演员谭元寿扮演郭建光，马长礼扮演刁德一。1961年１月，又趁着文化部安排上海人民沪剧团到京演出《芦荡火种》的机会，剧组的人员匆匆赶往剧院，每天晚上都进行重复观看，然后，第二天白天在一起碰头，再进行反复地切磋、研究，畅谈观摩的体会和感受，发表各自的建议和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加工，在经过重新排练的这出《地下联络员》的戏中，无论从剧本、导演还是到表演、音乐，都在原基础上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和提高。剧组人员还认为，《地下联络员》剧名太单一，其中主要角色不但有联络员身份的阿庆嫂，还有新四军教导员郭建光，以及基层的革命群众沙奶奶，所以，还是沪剧原名的《芦荡火种》最为贴切。当年的３月底，彭真等北京市领导人经北京京剧团的再次邀请，重新审看了焕然一新的易名为《芦荡火种》的京剧，不但对正宗的京腔京韵依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对同一题材、不同剧种所表现出来截然不同的观感效果也大加赞赏，并立刻批准对外公开演出。
1964年4月，北京京剧团的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正式公演，并同样造成了与沪剧一样的轰动效应，无论是剧中珠联璧合的京剧名家所组成的强大的舞台演出阵容，还是相同或区别于沪剧的情节发展，乃至极其富有地方特色的舞台布景设计，特别是在剧中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郭建光与沙奶奶的串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阿庆嫂和胡传魁、刁德一三人唱段“智斗”、阿庆嫂的唱段“远走高飞难找寻”、“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郭建光等人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沙奶奶的唱段“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由于唱腔优美，朗朗上口，很快在民间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开来，并广为传唱。阿庆嫂特殊身份的人物角色和与众不同的鲜明形象，连同脍炙人口的“智斗”一起，影响甚远，该剧一连演出100余场，盛况空前。
1964年4月中旬，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即将在北京举行，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的当天晚上，就前往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北京京剧团正在公演的京剧《芦荡火种》，对经重新修改的戏，也是深表满意，并把此剧列入自己正在规划和萌芽中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内。
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道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演出结束以后，他们高兴地走上舞台同演员们合影留念，并对此剧赞不绝口。
1964年7月23号，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谭震林、康生等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在演出结束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走上台去与演员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还掰着手称赞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并且还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在此之前，谭震林也曾对剧名提出过意见，他认为剧情中的这段故事，自己曾有亲身经历，当时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再用“火种”显然给观众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