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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原片名即为《大革命洪流》，所反映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靳恭绶、顾达明、余宏奎、杨如宽等四个不同阶层的知识青年，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经受着严峻考验。在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时刻，他们之间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急剧分化，有的坚决革命，有的叛变投敌，有的自暴自弃，最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伊琳早在建国初期的东影厂工作时，就认识同厂的演员于洋，时隔多年，他认为于洋的形象、气质，都非常适合该片的主角靳恭绶，而女主角谢辉最后敲定的是上影厂的著名演员王蓓。于洋以《山间铃响马帮来》、《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水上春秋》、《暴风骤雨》等著名国产影片而闻名。而王蓓则在《乌鸦与麻雀》、《武训传》、《丰收》、《人民的巨掌》、《纺花曲》、《淮上人家》、《两个小足球队员》、《聂耳》、《飞刀华》、《马兰花》、《常青树》、《幸福》、《平凡的事业》等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在《大浪淘沙》影片中，这位典型的知识女性，与王蓓自身的气质很贴近，人物一出场，就显得很有个性和光彩，故此，王蓓把谢辉这个从幼稚到困惑、从迷茫到醒悟、从单纯到成熟，经历血与火的洗礼，最后在暴风骤雨中成长的一代革命女杰的形象，塑造得层次分明，激情飞扬。其他主要演员，伊琳则邀请了珠影本厂的演员，如简瑞超饰演忠厚的老大哥（大哥顾达明），史进扮演的革命党人赵锦章，林岚饰演陈独秀式代表人物的右倾分子薜建白，杜熊文扮演软弱沉沦的老四杨如宽，从长影厂调来的郭艺文，饰演另一个革命党人宋珠萍，而沦落成为反革命的老三余宏奎，则特邀湖南省话剧团的刘冠雄。
影片于1963年中旬开始，1966年５月“文革”运动前夕结束，前后历时三年多时间。但在影片拍摄中，所遭受到的各方面干扰，却是用文字难以形容的。
当时，与苏联关系恶化后电影胶片的短缺，摄制组只好暂时解散，其次，因要远赴十几个故事发生的外景地，周期增长，再加上还有参加“四清运动”，更主要的是受到政治风潮的严重影响，多处已经拍成的样片，被勒令修改、重拍、剪掉，人物的语言、表情和动作，都受到了多方的无端指责。其中有许多场戏，演员本已发挥得很理想，但是，却难以抗拒政治压力的无情冲击，譬如剧中人赵锦章在被暗杀临死时，对着靳、顾俩人所说的那么一大段冗长的台词，明显是为了当时政治运动的需要，而强迫地加在距此已有四十多年前的人物嘴上，给人以非常明显的生硬之感，这使著名演员史进内心深感痛苦，但是难以抗拒；而另一场戏表现老四杨如宽对自己的恋人刘芬，充满憧憬和单纯幻想，所朗诵的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却被指责为“小资调”，而在完成本后，硬是通过对嘴形，而改补上另外一句直露的、充满革命意味的话：“若我战死在沙场，切莫为我而悲伤，今朝慨歌洒鲜血，他日红花遍地香”，虽符合剧情，但却使情节大为逊色。该片又在同时期出品的为数极其有限的影片中，率先在开头处煞费苦心地硬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也就是“文革”即将开始后流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看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以弄巧成拙地进行人为抛开艺术的政治主题图解。就这样，反复地折腾，剪辑台上的胶片无休止地修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在当时的电影生产制作中，创下了拍片周期最长、修改次数最多、审查次数最多的多个之最。
1964年，影片部分完成片送领导机关审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首先肯定影片的同时，特别指出其中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把影片改好。根据他的指示，这部影片的部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恳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陶铸为此两次亲临珠影厂，与影片的编导、演员和主创人员一起进行细致的讨论，影片的修改方案经厂党委通过后，再次报请陶铸。1965年，陶铸专程邀请陈毅、张际春、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1966年初，影片根据陶铸的具体意见全部拍摄和修改完成。陶铸又专门邀请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来到珠影厂观看，并请他们几位审查，发表意见。这几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看完之后，面含微笑地走出放映间，在技术楼前下台阶的时候，陶铸笑着问大家：“你们看，这部片子还可以吧？”陈毅同志当时就举起双手豪爽地说：“我举双手赞成！”随后，陶铸又和陈毅继续对这部影片交换意见，认为有个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上还不够完善，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供导演参考。
可是随着“文革”运动陶铸被打倒，影片的“幕后操纵黑手”被揪出，一部普通的电影，由此上纲上线，快速升级，徒然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大案要案，甚至还有人别有用心、挖空心思地把剧中人“金公寿”的名字，非要说成是陶铸的隐喻，因为在此前的剧本创作当中，作者曾把男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公金寿”，电影界前辈夏衍看了剧本之后，善意地提出意见说：中国的百家姓里没有姓“公”的，再说在南方叫“老公”，“老公”是指女方对自己丈夫的爱称，作为剧中的女性叫起来自然是极不合适，即便是同一男性这样叫，听起来也很不顺耳，何不干脆把前后两个字给颠倒一下。作者欣然采纳了夏衍的意见，于是，“公金寿”就变成了“金公寿”。但想不到这个毫无政治色彩的剧中人的名字，却在此时意外地惹出了麻烦。因为考虑到全部影片的对白已经完成，不得已，编导赶紧把此名改为“靳恭绶”三个字，可是，当权者仍步步紧逼，围绕此名大做文章，离奇地编造出“靳”即“金”，“恭”即“公”，“授”与“寿”如出一辙，“授”和“公”字放在一起即为“铸”意，再把这两个字一颠倒，即是“铸公”也，所以，男主角的原型就是暗指“陶铸”。这一荒唐、可笑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却在“文革”中演变成一场人世间的浩劫。担任这部影片的摄影之一、资深著名摄影师姚士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从艺，他的黑白对比用光摄影堪称一绝，但在“文革”风暴中被打成“三四十年代的黑线人物”，还要清查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姚士泉终因忍受不了人身污辱，而在厂外的甘蔗地里割腕自杀，他的名字便从摄影名单中给无情地划掉了。
《大浪淘沙》已经被定调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导演伊琳被剧组某些风派人物揭发批判，其实这部与陶铸本人丝毫没有关联的影片，却硬被说成是为陶铸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导演硬被说成是陶铸暗授机宜的内线人物，惨遭批斗。“文革”运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开始后，身体瘦削羸弱的伊琳卧病在床，他当时受到的严重打击，使他的身体健康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可是，当权领导和造反派却全然不顾，冷酷无情地把骨瘦如柴的伊琳，还是赶到了英德劳改茶场，去接受重体力的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的秋天，伊琳才得以返回厂里，但厂里坚决拒绝接收组织关系，其档案只好暂时放在省文化厅。情形有所好转后，伊琳强烈地表示在厂工作的愿望，并亲自主抓了描写叶挺的《白马将军》和《革命母亲李丽英》、《横空出世》等剧本，都因各方面的排斥，而未能搬上银幕。但他还是壮心不已，帮助导演刘欣拍摄了根据《渔岛之子》改编的儿童故事片《小螺号》、指导于得水导演了粤剧戏曲片《沙家浜》等。1979年，蔡辉厂长传达上级的命令，任命伊琳担任珠影厂副厂长，此时，已经64岁的伊琳已在“文革”中折磨得身体难以支撑，当罗戈东副厂长前去看望重病在床的伊琳时，他激动地抓住罗厂长的手说：“我们曾经去上海找朱道南、于炳坤，修改《大浪淘沙》的剧本，现在总算有了结果，我们再来一次合作，再拍一部故事片。”这是伊琳投入工作激情的自然迸发，也是他的临终遗愿。当年11月27日，瘦弱的伊琳便告别了人世，姗姗来迟的任命，最终使伊琳抱憾而去。
一部《大浪淘沙》，一段中国电影在残酷年代中的曲折史。然而，电影艺术的步履，却永远是那么的匆忙而奋进！
荒诞岁月里的七部重拍片
在电影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大凡一部相同题材、抑或是同一部影片被反复重拍，其主要原因莫过于该影片为根据传世名著改编而成，具有不衰的生命力，所以常拍常新。
然而，在我国影坛的“文革”后期，在那段不堪回首的荒诞岁月里，却有7部影片再次重拍，其咄咄怪事，前古未有，前所未闻……
早在“文革”伊始，江青为了达到个人的野心，就气势汹汹地从文艺战线开刀，一方面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电影事业的繁荣和取得的辉煌成绩，一方面又为了树立所谓的样板，盗名窃誉，把众多戏曲、戏剧艺术家潜心创作、早已形成并公演数年的现代京剧和芭蕾舞剧，通过严格的政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