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傅院士最后一句抑扬顿挫，掷地有声，让人联想起他的手术风格，在一大串眼花缭乱的特技式的表演之后，末了缝合皮肤那几下子舒缓利落，一板一眼。老爷子这几句话一说，原本有两位打算批一批莫主任的专家就不说话了。
坐在旁边的与傅院士同一科室的张主任见写字的水珠已散开，便拿过桌上擦手的方巾去擦。有公务员过来，用抹布将桌面擦干净了。张主任又递过傅院士的水杯添茶，他边忙乎着，边说：
“傅老说得极是，学写字还有个先横后竖的规矩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没有外科还能谈到什么战伤救治。傅老的一生就是一个光辉范例，他是用一把手术刀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也好，八路军、解放军也好，还是志愿军同志也好，就信赖这把手术刀。那时可以说是刀把子里面出战斗力。”
那边莫行健听得直皱眉头，自己提出有关战斗力的三层概念，就在这一位的阿谀奉承中混淆殆尽了。
张主任继续说着：“靠这把手术刀，傅老创建了军队一流、全国闻名的神经外科研究所，攻克了多少国际难题，为我军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说起神经外科，全国专家莫不想到傅老的。靠着这把手术刀，傅老受到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接见，这是何等的光荣。毛主席专门接见赴朝医疗手术队时，作出‘救死扶伤，一定要把外科搞上去’的重要指示，这不仅是给傅老的指示，也是对军医大学的指示，高瞻远瞩啊。试想当年要是没有过硬的外科，没有过硬的临床学科，在战场上用什么救死扶伤……”
傅潮声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张主任讲到得意处眉飞色舞、甚至口沫横飞的样子。他对这张脸再熟悉不过了，好像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常见的不是父亲而是这位小张叔叔。在父亲身为志愿军医学专家组成员赴朝期间，家中多亏他的照顾。父亲回国后，也就是他所说的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总理接见之后，一门心思投入到学科建设上，先后搞出了颅脑火器伤初期救治、战伤救治分级及清创时机等指导我军颅脑外科发展的成果。那时家中对孩子的管理教育工作，包括家长会啦，每周和哥哥姐姐一起召开家庭“查房”，汇报思想和学习啦，甚至过节组织孩子们编排节目，给父母和爷爷奶奶表演什么的，经常有小张叔叔的身影。在工作中常被傅教授训骂的张住院医师，好像对严格管教他的孩子们兴致很高。
张主任在手术上的确是一把好手，勤奋和努力也无人可比，正如他翻来覆去地讲的“一把刀”、“两把刀”，他就被大家私下封作医院继老爷子这一代之后的几个“一把刀”之一。然而，他得在“刀”上，失也在“刀”上，除了开刀，在学术研究上毫无创意，辽沈战场入伍即干卫生员，后经军医大学深造，终是先天不足。靠紧紧跟着老爷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历经“文革”艰苦岁月的考验——在老爷子拿到的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15项大奖中均有挂名，于是首批获得政府特殊津贴，早早成为博士生导师、全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成为目前学校的神经外科学术带头人之一，人称“二院士”，或者说应该是叫“准院士”。
在傅潮声看来，像神经外科这样博士云集、人才济济、在军内外享有崇高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却停留在这样一种认识水准上，不仅危险，简直将贻害无穷！老爷子并非对此不察，他专门组建了学科的科技研究中心以加强科技创新，但他越老越重感情，迟迟没有起用新人的动作，致使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校院两级党委明知这是个问题，却都难做老爷子的工作。而张主任愈发以老爷子的意志为指针，到了顽固的地步。傅潮声知道老爷子这些年来还是忍着性子，不给自己太难堪的，于是思忖着怎样在不刺激老爷子的情况下，敲一敲张主任的故步自封。
他这才讲到抗美援朝和第一代领导人。傅潮声知道他话匣子一拉开，干掉半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搞外科的一般都干脆利索，还很少有这么能说的。趁张主任口干喝水的机会，傅潮声连忙把话插进去。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经外科是对我国这一学科的创立发展，和军队的军事医学建设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而毛主席的指示是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远见的。共和国初创，面临内忧外患，战争危险无时不在，西方国家在医学技术上卡我们的脖子，‘老大哥’也同样有技术保留的情况。傅院士——我父亲有着深切体会，在基洛夫学院留学时，同样受到学术排挤和尖端技术的封锁——这不是听他说的，而是我的合理想象，他完全是靠人更勤一些、脑更快一些、手更灵巧一些。一句话：志气更大一些，才学而有成的。那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不遗余力地把医学主干学科搞上去。”
傅潮声先要把老爷子的阵营稳住，猛扣一阵大高帽子。
“当前的情况已经和半个世纪前有所不同。一是医学分化更细，专有技术发展更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急性颅脑火器性穿透伤的手术死亡率，平均为50％～60％。由于应用了Harvey Cushing的治疗原则，在战争中期死亡率便有了明显的下降。首批44例的死亡率达54。5％，第二批44例的死亡率为40。9％，第三批45例的死亡率下降到28。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美军欧洲战场两个野战军5个月内的手术死亡率来看，平均为14。5％。这种进步不能归功于任何单一的治疗方法的革新，手术治疗的基本原则并无重大的变更。这显然是军事医学综合技术和整体卫勤保障水平提高的作用。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我军的抗美援朝、边境反击战以及中东战争中的以军、马岛战争中的英军的同类救治成功率……”
傅潮声一连报出了20多组数据，会议秘书连记录都来不及，这不得不使大家佩服他的记忆力。也许有人以为他为此专门准备过，但实际上这些数字全是他平时阅读资料时记住的。搞科研的本来对数字就有职业上的敏感，更不要说像傅潮声这种勤奋和有心之人了。他注意到专家教授们在这一串数字攻击下有的张口结舌，有的频频点头，总的看注意力都相当集中，心中暗想往往最简单的是最雄辩的，最枯燥的是最生动的，不禁有种越战越勇的气势。
“大家可以看出，军事医学向着战场化、综合化和高技术方向迅猛发展。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的边境反击作战是一场局部规模的常规战争，我们在座的好几位专家都曾带医疗队上过前线，可颅脑伤外科救治率和抗美援朝期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尽管说受到‘十年动乱’的破坏，但这和国内整体神经外科发展势头相比，仍有鲜明反差。而国外那时的水平就比我们高得多，更不要说近期的几场高技术战争了。这就说明，在临床医学快速发展，已与国际水准接近或持平的同时，军事医学，包括组织理论、救治技术、保障条件等进展缓慢，制约了卫勤保障效能的发挥。军事医学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一项一项一流技术的组合，并不意味着整体效能的提高。军事医学必须遵循自身规律加速建设，才不致在关键时刻拖其他学科的后腿。”
傅潮声略作停顿，第二轮语言轰炸又跟了上来。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上科技、资讯出现国际化倾向，我们的通用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借鉴吸收和交流合作机遇，这些学科建设的战略重点，应适时向交流化、国际化调整，纳入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当中去。而军事医学相对来说，对外交流是困难的，要使之同步发展，必须予以较大的政策倾斜，这与当年的神经外科面临的情形相似，需要给予优先考虑。而且这与主干学科的发展不仅不矛盾，并且存在更强的互促关系和双赢关系。在通用医学为军事医学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军事医学也能够为之提供一个发挥优势的平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傅潮声讲这番话的时候，一直小心地斟酌着词句。讲完后正待观察一下大家的反应，那边病理学的郝院士咳嗽两声，发话了。
“刚才傅老说过，发展军事医学谁都没有意见。这种发展应该是重在学术水平、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可是为什么说到建设就要盖房子？面积两万，资金上亿，军事医学不像医院，是个非赢利性的领域。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要是用在仪器设备上和人才引进上，效果将是何等惊人？我们教研室用的还是1958年盖的房子，我并不觉得会影响出人才出成果。国外许多大学研究所照样拥挤不堪，甚至在楼道里办公。我们基础学科这些年日子过得特别艰苦，我倒要呼吁一下，有那么多经费去增砖添瓦，还不如先救济救济我们吧！”
郝院士边说，边用两个指头点击着桌面。
病理学属整个医学体系当中的基础部分，一个医学生今后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从很大意义上说，取决于他对医学基础理论掌握和感悟到什么程度。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中实用主义的风行，就像一度造原子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一样，由于医学体系各部分与社会和经济直接接触距离与效果的不同，效益、社会关系、知名度也各不相同，便有了“床边（临床）比床腿（基础）吃香、床面儿（外科）比床里儿（内科）来钱”的区分。基础医学和军事医学一样，是属于嘴上重要、手里没钱的领域。所以郝院士的困恼多半是2M型的：Money（缺钱）和Men（缺人），是基础领域“红心向党（红眼病、嫉妒心，向党要钱要翻身）”的首席发言人。
因为他反映的是整个基础学科经费不足的问题，引来好几位教授的赞同声。
等着大家发完牢骚，傅潮声笑笑说：“1958年的房子不一定就不好啊，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就是1958年盖的，现在不也挺好用的吗？”见大家没什么反应，知道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