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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采尔本人除了到士瓦本、阿尔萨斯等地作鼓动、组织以外，还亲自领导了图林根和萨克逊地区的农民起义。他指挥工人、贫民、农民推翻当地的反动政府，建立了新型的革命政权“永久会议”，闵采尔被推选为主席。为了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闵采尔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贵族与农民订立的一切契约全属无效；废除封建特权等。起义农民到处焚城堡，烧寺院，惩办罪恶的封建领主，声势越来越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贵族和教会进一步勾结在一起，甚至曾经名噪一时的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站出来指责农民。由于他在农民军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他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贫民和手工业者的斗志。
１５２５年５月，闵采尔率领的部队与前来围攻的诸侯部队，在弗兰肯豪森进行决战。当时闵采尔手下只有八千人，而菲力浦率领的诸侯军则有好几万。有人劝闵采尔先撤出弗兰肯森豪，与其他军队汇集在一起，再寻机与敌决战，可怒火中烧的闵采尔斩钉截铁地说：“豺狼已经从四面扑来，我们只好作殊死战斗。与其与恶魔们同活于世，不如与恶魔们同归于尽！”农民们都意气风发，振臂高呼：“誓与恶魔血战到底！”他们个个奋勇杀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死伤累累，但终因装备不足，训练不够，寡不敌众，经过一场血腥搏斗，起义军惨遭失败，闵采尔也因头部受伤被敌人俘获。
敌人对闵采尔施用了各种酷刑，但闵采尔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说：“如果我会投降，上帝也会向你们投降！”闵采尔终于壮烈就义了，当时年仅３５岁。他死后，反动统治更加严酷，社会止步不前，而这也正是德国在欧洲发展史上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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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教皇加尔文
１５０９年的一天，法国北部的一个家庭中一个男婴出生了。
盼子心切的父亲乐得合不拢嘴。这位初为人父的主教秘书凝视着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小生命，心里甜滋滋的，“这小子！将来一定不会是孬种，听听，这哭声有多么宏亮！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闻名遐迩的法律家，让他进全国一流的大学！”这位善于遐想的父亲虽然在为儿子设计辉煌灿烂的前程，但他说什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在日后会成为万人景仰的新教教皇，他的名字和一个新教派“加尔文教”永远联在一起。小加尔文在父亲充满希冀的目光中渐渐长成了一个倜傥超群的青年。他顺从地依照父亲的意图进了当时著名的布尔日大学专攻法律。
在大学里，加尔文抓紧一切时间来充实自己。学法律的他又迷上了哲学。路德教的新思想如同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他。大学毕业以后，教学工作之余，他便设法和新教团体保持密切联系。
那时候的法国，时局动荡不安，因为德法战争困拢着包括国王在内的每一个人。国王殚精竭虑焦头烂额挖空心思想寻到一个克敌制胜的妙计，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了在法国传播日广的路德教。“只要那些信仰新教的诸侯能够全力支持我，何愁战争不胜呢？”然而事实很令他失望，他眼里“那些狗娘养的”诸侯们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坐山观虎。“我让你们看我的笑话，我要给你们一点儿好看！”恼羞成怒的国王严令法国境内禁止传播新教，对新教教徒一律格杀勿论。笃信新教的加尔文不得不在１５３４年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先是德国，后是瑞士，他成了无根的浮萍。
此时的瑞士，虽然在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其实是许多独立的州际联盟。发达的工商业，充分的自治权，民主的市议会，这一切都使得宗教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苏黎世一个叫茨温利的神父开始领导东北各地进行宗教改革。他所倡导的新主张诸如：否认罗马教庭权威，反对赎罪券，解散修道院，教士可以结婚，民主选举牧师等等一系列惊世骇俗之举。这些完全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所以当时的市议会对此鼎力支持。
笃信天主教的封建贵族们害怕了，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新教的传播。
茨温利为了加快推行新教的步伐，动用了武力，结果引起了一场意外的内战，他自己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阵亡。新教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正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当中。
正在这一紧要关头，加尔文流亡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他的到来无疑给新教的胜利带来了希望之先。也许当时的新教徒们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加尔文将是新教派战胜天主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筹码，但两年以后加尔文有关宗教改革的经典工作《基督教原理》一发表，新教徒们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大街小巷听到的是一片议论之声。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原理》在传播教义方面甚至要比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还透彻。尤其是其中关于人的等级之分，人们洁身自律的要求太对教徒们的胃口了。
同一年里（１５３６），加尔文的足迹延伸到了当时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内瓦。
当时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废除弥撒、拜圣像、售赎罪券；改进礼拜仪式，改进教会组织，然而当地天主教的势力依然强大，封建贵族们当时不甘心放弃手中的神权，他们不顾历史的潮流，妄想蝗臂挡车，所以在当时，新旧两教进行答辩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新教的另一个教派再洗礼派力量比较强大，主张也要比加尔文教激进得多。他们不断组织平民起事，破坏天主教堂，拆毁修道院，这一切过激的行动吓坏了当局，为了不闹出大乱子，当局先是禁止辩论会的召开，接着开始迫害再洗礼派，平民运动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加尔文教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加尔文不得不再一次惶惶而逃。
时光斗转星移，政局变幻无常。宗教改革的主张毕竟属于进步的呼声，历史的大潮汹涌而来，无人可挡。宗教改革派在日内瓦终于掌握大权，立稳了脚跟，这时他们开始想念加尔文，因为这些新教徒们迫切需要加尔文的宗教理论，需要一个加尔文式能领导群众的人物。日内瓦市政当局于１５４１年向流落在外的加尔文发出了正式邀请。
多年飘泊不定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使加尔文放弃自己的理论主张，他要进行更大规模宗教改革的信心日益坚定。一接到日内瓦当局的邀请函，加尔文便踏上了重回日内瓦的归程。一路上，他在心中盘算了不下千次的是怎样进一步把宗教改革推向深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个宏伟的改革计划在他的心中逐渐完善、清晰起来了。
一回到日内瓦，加尔文便开始了自己的改革。首先，把教会从罗马教皇的麾下解脱出来，不再受制于罗马教皇，也不再受制于诸侯。教职是选举产生的。信奉加尔文教的组织，完全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成为同盟军，由高级宗教会议统一领导。以此为基础，日内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国家法律和宗教纪律，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两条准绳。时至今日，加尔文已成了日内瓦城高高在上的主宰。不论是城内的教会，还是行政当局都要拜伏在他的法杖之下。日内瓦已成为新教的罗马，加尔文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了“日内瓦的教皇”。
一朝权在手，眼中的世界都改变了颜色。加尔文开始变了。他变得自私、残暴、唯我独尊。新教中的其他派别统统被他指斥为“异端”，其境况不比天主教好多少。想当年略占上风的再洗礼派此时成了加尔文的眼中钉，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暗心理，他下令将这一派的信徒全部驱逐出境，否则格杀勿论。
加尔文自负、狭隘的本性，在另外一件当时影响很大的事情当中也可略窥见一斑。１５５３年西班牙极负盛名的科学家凯尔·塞尔维特（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者之一）来到日内瓦。塞尔维特作梦也没想到日内瓦会成为自己生命的终点。也许他已忘记了自己当年曾批评过加尔文的教义，但是加尔文没有忘记。加尔文借口塞尔维特是再洗礼派的支持者，将他处以极刑，尽管当时舆论哗然，但加尔文毫不手软，干净利索地处理了塞尔维特，出了胸中一口恶气。
加尔文教的走红在于它符合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更在于加尔文对新教的信心和贡献。加尔文的名字和“加尔文教”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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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６世纪时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创立者是穆罕默德。
阿拉伯半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因此，这里的居民在肤色上也兼有三个人种的某些特征。由于它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上，因此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几乎被沙漠和草原所笼盖的阿拉伯半岛特别适合于游牧，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一地区在古代农耕业不发达时期，一直比其它地区先进。
在世界各地普遍进入定居的农耕时期以后，阿拉伯地区的优势地位便开始消失了。到公元５至６世纪之后，世界上许多地区早已进入文明时代三、四千年了，然而阿拉伯地区，尤其是贝多因人居住的地区，却仍然未能摆脱原始的落后状态。经济文化停滞不前，部落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人们经常为争夺牧场和水草而展开血腥的撕杀，狭隘的宗族观念日益顽固，贫困与愚昧无情地吞噬着那里的人民。
但是，靠近红海的汉志地区的情况却比较特殊。这里虽是不毛之地，但却是从南部沟通欧亚的商业要道。东方的商品要从印度洋运到也门，然后再由阿拉伯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