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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他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 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 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 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
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 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 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 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涕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 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 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 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 来都不容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 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 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亲，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 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 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 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 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 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 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妇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 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 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 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 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 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枢不让上火 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 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 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 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 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 《天鹅湖》中的片段— “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 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 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 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 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 间，他们笑着，闹着… 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
他们是农民，是地档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 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 才开始意识到文学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 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 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 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 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 早知 今日… ”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 何必当初… ”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 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 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 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 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 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 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 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 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 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 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 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 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 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 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 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 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 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 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 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 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 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 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 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 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 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 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 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 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