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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平整田埂的铁锹，还在田里呢。”
“我让别人给你带回去。”他说，“你回去把那间空下来的猪圈收拾一下，打扫干净以 后，再垫上一层新稻草。场里刚刚接到女队的电话，你的爱人今天要来咱们分场；不用说你 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双劳改的——为了对你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明天晚上，一律去 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边的自行车。他又在身后喊住了我：“接受教训，不要到处传播。”
我已无心思再与他多说什么，匆匆回到监舍，然后与管理工具的同类老陈（我实在回忆 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一块儿打扫那间猪圈。老陈一边帮我往圈里垫着新土，一边骂道： “日他娘的，干部区不是有好几间招待房吗，就不能在那儿过上一夜？”
我对他说：“身份区别摆在那儿，我没有住那儿的奢求。”
“按着规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边往新土上抱着稻草，一边回答他说：“你也是脱帽右派，不还是和我一样吗！”
老陈干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儿，平日与我挺有共同言语的，他知道一些有关张沪的情 况。这个原籍山东的老右，继续骂着翟“罗锅”：“地档道档的一个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几 年！张沪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白痴哩，他妈的，真是没有地方讲理去！”
我虽然也觉着翟这么做，有些过分，但继而一想，他处理事情没有不过分的时候。不管 怎么说，在猪圈过夜之后，我和张沪就结束了劳燕分飞的生活。我们已分开九年多了，这总 算是祸事中的福事吧！
其间，同类中的友好老陈，还曾想出个邪点子来，他说来个偷梁换柱，夜里他到猪圈来 睡一夜，让我和张沪到他的工具房里去睡。我谢绝了。此时正是临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 节，这么做不仅对朋友失敬，还容易在临行之前，招惹出什么是非来——不就是一夜吗，把 大被子往身上一盖，头上再戴一顶棉帽子，几个钟头是不难熬过去的。与我一起去老残队旁 边拉芦苇的张奎令的爱人小薛（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天正在家里，她找来一块大大的塑 料布，遮在猪圈的空隙之处，并用胶布粘好，半间人住的猪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当晚，我与张沪夜宿猪舍，成了场内的头条新闻。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 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场。猪舍毕竟不是一个便于叙谈的地方，我和她被请到同类 聚集的三队监号，一直聊到深夜才归。同类们谈及的问题，不外是去山西什么地方，到了那 儿又会怎么样等等——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谈越觉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劳改队 如同炸了窝的蜂巢，除了老右们知道又要变成一朵时代的蒲公英，飞到不知去处的地方之 外，那些刑事罪犯种的二劳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静，他们不知道谁走谁留。
老天爷还算悲大悯人，没有在那个冬夜刮起白毛旋风，我和张沪没有在猪舍的稻草上被 冻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装”地躺在昔日猪群们睡过的地上，浑身上下用棉被封盖得严严 实实。按情理讲，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时间，久别之后的相见，人的七情六欲会促使 我们亲热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没有一点儿那种心情——就如同我们不 是夫妻，而是两个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叹山西离北京更远了，与家中一老一小见面的机会变得更少。我则尽可能少地流露 内心的忧伤。道理很简单，她一向比我悲观，如果不用我的情绪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 去的勇气——而我自讨苦吃的马拉松，正是强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种手段。她是水，我则必 须是火，否则如何对待苦难的未来！
我说：“记得，你是十分赞赏《野性的呼唤》这本书的… ”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存变化，你不觉得人比动物更残酷 吗！现在关键的问题，即便你是一只比狼还强悍的老虎，你也无法挣脱套虎的网——那就是 当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个样儿，瞧这形势中国还要出一个新的武则天呢，咱们还会有什么 盼头。”
不知为什么，与她争论起来，我永远是一个输家。
“那儿离黄河不知道远不远？”她说。
“它离我们远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想咱俩住猪圈，还不如… 不如… ”
“你可不能那么想，你刚才不是还提起北京的家吗！”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
第二天，整个分场停工。早上起来，老右们已知自己的命运，因而不等农场宣布，就忙 着打点行囊了；那些非同类的成员，被集中在点名的广场上，听候公布是去是留的名单。当 天下午，我们分头登上卡车，一字长蛇般的车龙，开往茶淀车站。与我们老右上次转移团河 不同的是，火车站的灯影里，有着一排排荷枪的武警——这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 年了”。
车站里人山人海，原来全场有那么多的劳改成员，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驿站去接受改造。 上了火车，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夫妻双双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张沪一对儿，还有七八对双双 劳改的夫妻，与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不用询问，在行车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这 些双料货中，多数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个名叫孙西敏的女号，是个同类。她来自女一 中，进劳改队之前，是个为人师表的教师。
列车隆隆西去。这是一趟押解劳役犯的专列，各个车厢之间的通道门，一律被上了锁； 每节车厢除有专人看守之外，上车时就宣布了不准开窗的纪律。我们心里清楚，这些严密的 防范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们的车厢中，除了带家属的双料劳改成员，大多数是我的同类右派。
没有欢声。
没有笑语。
整个车厢一片死寂。偶尔有一两声咳嗽，那是有人在严寒的日子里，得了感冒。当列车 快要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时，大概因为车厢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开始有了 悄悄的话语声。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当过教师的女右派——她嗓门尖尖的，语言节 奏又快得像打机关枪，车厢里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飞到她的脸上。
“你认识她？”我问张沪。
张沪摇摇头。
“她不是你们女队里的虫，那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次大集中开往山西，不知她是哪个劳改点来的野鬼。”她说，“你看她喳喳叫得像 只喜鹊。”
“是个爱显摆的轻浮之辈。”我说。
列车终于缓缓地在车站停了下来。永定门车站一切依旧，只是多了许多荷枪的士兵，虎 视眈眈地面对着这挂列车。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有两挺机关枪，支在站台的一侧，机 关枪后边士兵的手，紧紧勾着开枪的扳机。
“你看… ”我指了指窗外。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张沪没有抬头，“我在想我们的小儿子，从这儿坐公共汽 车，有20分钟就到家了。我们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样过家门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头来，把满腹悲凉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车又重新开动了——继续向西。在点 点灯火闪过车窗以后，车驶进了黑茫茫的旷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还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别了，北京！
永别了，茶淀！
1998年3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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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初识冰冻的汾河
押解劳改号大转移的专列，夜间途经北京闯过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娘子关，等我们睁开 眼睛时，才知早已进入山西界内。列车在霍县车站停车时，从别的车厢下去了一大批劳改人 员，他们在车站列队集合点名（这些清一色的男儿国的劳役人员，去了隶属于劳改系统的王 庄煤矿），直到人数满员，证实没有逃号，这趟专列才又徐徐驶离霍县。
在此期间，张沪一直闭合着双眼——她没有向外遥望一眼的兴致。我在视力能及的范围 内，似乎看见了我昔日的同类赵筠秋、程海炎留在了这支队伍中。这说明在大转移之中，劳 改队伍要重新打乱，重新组合；我们这些双双劳改的苦命鸳鸯，不知要到哪个驿站落脚筑 巢。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死了梦幻的我，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睁开眼时天已 大亮，列车已经从向西行改为南行。这个庞然大物，何时过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车右侧 有一条冰冻的河流，有人说这条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面时宽时窄，在这三九隆冬，我们只 能看见河面被冰凌封盖；只有在个别河段，有农民在炸开冰层打鱼，我们才发现冰层下的潺 潺流水。见到这条河，我想起昔日看过的寒窑苦戏《汾河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我与张沪到这儿之后，演出了一场比那古戏还要苦涩的时代故事。
我们这一节车厢的成员，是在汾河之畔的曲沃下车的。加上别的车厢下来的“内矛”与 “敌矛”（指刑事劳役人员与政治劳役人员两类，前者属于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 盾），一共有二百多人。还有一部分没有下车的劳改成员，继续坐火车南下。我隔着车窗玻 璃，看见了我的同类杜友良、张永贤、刘景祥、李绵章… 他们要到哪儿去，他们自己不知 道，我们下了车的也不知道——大转移，在当时是个战略机密，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个 棋子，只有到了下车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盘上的定位。
我们这节带家属的车厢，由于同行了两个半昼夜，在漫长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这几对 “劳改鸳鸯”的名字。他们是：徐盛增、孙西敏；赵光弟、张丽华；张汉文、马俊卿；边宝 华、程凤英；张富、赵爱晶；刘四、耿秀敏；陆恒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