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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令反省， 因为回北京探亲时，给一个同类私带出去过一封什么信件。她是出于共患难的友情，并不知 道信的内容。此为她进反省号的原因之一；其二，在反省号内，她每天画小儿子的肖像，被 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文革”，抵制改造。所以那次我去看望她时被拒，夜宿停尸房是情理 之中的事情。
在我养病期间，张沪通过队部，又转来一封短信。信中要我为她去汉沽买一副近视眼 镜，她戴着的那一副镜片坏了，所以此事急如星火。我当时肋骨之伤，虽然已不太疼痛了， 但是要到汉沽还有困难。王金柱为此特地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我去了汉沽一趟，除按着度 数给她买了眼镜之外，我还在那小城里买了一辆二手车——我劳动需要它，可以节省路耗时 间；我去看望张沪也需要它，几十里的路程有它就方便了。同时，我在那个小城的十字路 口，第一次看见了一张“黑五类宣言”的小字报。内容不外是对“文革”血腥屠杀的抗议， 论述物极必反的道理。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能不能从这张小 字报上看出来一点民意，中国人已经从盲目崇信“文革”，到开始反抗“文革”了？
这张小字报留给我的印象极深，待我又重新与牛为伍的时候，在暗暗的夜路上，我似乎 模模糊糊地感到，黑暗快到了尽头。我手扶着小车的车把，默念出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 天还会遥远吗！这是我在与牛为伍时的惟一快乐，也是惟一的安慰。在历经一个多月的昼眠 夜出的劳动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头两条腿的牛。
在返回“582”那天，我没有坐卡车走。我骑上自行车，先去北砖窑给张沪送去眼镜， 然后回场。
在接见室，她说我瘦了，瘦成了人干。
我说：“我还会好起来的，你也一样。”
她说：“你又在说梦话吧？”
我告诉她我在汉沽看见的那张小字报。
她说，那还很遥远。
我说。在希望中生活，比在绝望中生活要好。
她神情忧郁他说：“你总是爱做梦。最近我想了想，这倒也好，两个人如果都是一种类 型，我可能更绝望了。”
那天，队长破天荒地允许她送了我一程。时值冬尾，我俩穿着褴褛的棉装，行走在无人 的荒野。在一棵枯树旁分手时，她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她为小儿子画的肖像。她说她在 反省号期间，把一张张用来写检查的白纸，都画了儿子的肖像了——她是为家庭而活下去 的，否则她绝不苟且偷生。
我说：“你千万要坚强地活下去，春天一到，就像这棵枯树还会返青一样，我们还会有 生命的绿色。”
“在哪年哪月哪个时辰呢？”
我虽然又对她背诵了一遍雪莱的诗，但我当真不知道我们脚下的风雪驿路，究竟还有多 远。也许我们的生命真的要像陪伴我的那头牛一样，周而复始地沿着泥泞的车辙，走着无尽 的长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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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吕荧之殁
从海河工地回来，全队整体了两天。整体之后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劳改史中不能忘却的 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与同组成员张奎令奉命赶着马车到靠近老残队的芦苇塘 去拉芦苇，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文化人的缘分？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 题。那天，我见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美学家吕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荧在 “文革”中被发配到了这里。十分凑巧，我们在苇垛上往大车上装芦苇的时候，老残队有一 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病号，也来这儿用小平车拉芦苇。他面黄肌瘦，在往车上装芦苇时，突 然晕倒在芦苇垛旁。“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张奎令忙跑过去把他从苇 堆旁扶了起来。他说他心脏有病不能动，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好。
张奎令因打架进的劳改队，他身强体壮，为人豪爽，他让我照顾一下这个病号，独自一 人去装苇车。我替那个病号，装好一小平车芦苇，张奎令看那病号的神色，仍不见好，便叫 我帮他把苇车拉到老残队去。
来拉芦苇的老残队病号，名叫姜葆琛。当我也报了姓名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过去是个青 年作家，并说我是他未曾结识的同类，我最初有点不大相信，因为我的同类老右，在气氛宽 松的日子，都曾谋面于三畲庄，当时并无姜葆琛这一号。他告诉我他并非劳教人员。“文 革”开始以后的1966年，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强制劳动”，先送至北 京城郊的天堂河（离团河农场不远）农场，后又被押送到了茶淀。他在清华大学攻读水利系 的时候划右，属于“自谋出路”的三类处理，由于是自谋生活出路，他先在社会上干些零散 活儿糊口，后来曾流窜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此人后来与我在山西劳改队再次相逢，成 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详见《走向混沌》第三部离离“原 上草”）。姜还告诉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辈同行吕荧，也被囚禁在 “585”老残队。
我当真吃了一惊：“在哪儿？”
他手扶着我拉车的车把，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
“他怎么也来到了这儿？我记得反胡风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他就结束了‘隔离审查’， 消息是见诸于《人民日报》的。”
“天空时阴时晴，而今连老帅们都打倒了，他不来谁来！”
尽管他的话说得合乎逻辑，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我所知，这位文学长者 始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 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 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 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 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
我说：“那时我还是小字辈，没有资格参加批判胡凤的会议。可是我听到过吕荧当众为 胡风辩解的事。”
“你想想，就凭这一点，‘文革’能放过他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着芦苇小车，因为姜葆琛要不断地歇息，我们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这倒也 好，路上，我从姜的嘴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吕荧的事：姜在社会谋生期间，已经结识吕荧了。 “文革”前夕，姜几乎成了吕荧的生活助手（因为吕荧与妻子早已分手）；虽然那时候吕荧 有时还写一点文章，但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姜去他家时，常见他木呆呆地摆弄古 字画之类的东西。有一两次，姜甚至发现吕荧在屋角大小便。姜出于对吕荧的尊敬，有时为 他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星杂事。姜葆琛家在张家口，北京只有个姐姐，所以有时间常到吕荧 家走走。但是姜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吕荧都分别被认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时 受到“强制劳动”处理（在劳改队内部简称“强劳”）。也算是一种缘分，两个苦命人先后 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诉我，吕荧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 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出于怕停电的心理障碍，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 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进了劳改队，已然受到小流氓们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机以 及蜡烛等东西，因而吕荧在强劳人员中被视为一个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拿吕荧找 乐，而找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偷拿他的蜡烛。因为他每每丢失一支蜡烛，都要东找西找， 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对此乐不胜 收。待从天堂河转移到茶淀时，吕荧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已经一无所有。吕荧伤痛的心，为 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淀的生活条件，比天堂河还孬，这儿地处渤海之滨，冬天盐碱滩的大风一刮，吕荧冻 得浑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这个大文化人的价值，为保护吕荧的身体，常把自己穿的破棉 大衣，给吕荧披上。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 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 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 就像是《红岩》电影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他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 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把苇车 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 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 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 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