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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 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 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 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 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 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 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 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 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 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 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 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 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 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 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 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 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 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 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 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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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 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 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 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 “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 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 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 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 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 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 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 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 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 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 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 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 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 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 险箱。，，”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 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 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 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 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 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 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 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 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 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 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 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 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 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 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 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 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 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 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 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 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 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 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 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 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 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 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 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 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 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 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 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 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