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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 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 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 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 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 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 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 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 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 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 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 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 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 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 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 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 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 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 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 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 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 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 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 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 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 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 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 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 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 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 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 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 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 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 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 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 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 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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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我的书与梦
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 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 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 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 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 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 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 《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 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 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 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 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 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 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 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 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 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 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 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 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 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 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 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 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 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 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 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 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 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 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 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 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 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唇，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 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梦呓声中，我曾经一度死了的文学梦想，在内心深处被重新点燃了。当时 正值冬日，每天的劳动项目，都是沿着凤河河堤挖坑种树，活儿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见 团河宫的亭台水榭，对比茶淀确实有一种走进了伊甸园的陶醉感。于是在周日休息时，我开 始了在纸上的涂涂写写，编织铁丝网时构思的《彩凤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虽然身在梦 中，但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没有摘掉右派铁帽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