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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有衣服兜 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浮 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为难，我 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没设检查岗，你 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 “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 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 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 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 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 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 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 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 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 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 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 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 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 “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 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 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 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 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 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 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 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 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 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 “的木 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 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 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 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 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 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 “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 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 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 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 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 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 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 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 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 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 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 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 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 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 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 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 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 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 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 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 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 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 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 列，问我：“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 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 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 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 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 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 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 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 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 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 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 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 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 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 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 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