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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辗转的经过说明了某些事实，其中一件便是“侯孝贤已成为目前台湾电影最重要的创作者之一”。他电影中的原创力，以及属于他自己的电影语言，使他置身于电影“工业”之中，而跳脱之外，成为创作者，通于文学兴诗。这种素质形成侯孝贤电影的基调。
“童年往事”里，可预见他还想要超过个人创作的境界，走向更广阔普通的人生全面。此在编剧和拍摄过程中，倾向于舍弃种种设计、臆造、编排或自我风格的沉溺，而更喜欢选择原料跟事实，相信事件的原貌最具说服力，才能够是充实动人的。
片子的主景即在高雄侯孝贤老家，无人居住的破房子翻修后，重现二十几年前的生活样式，物是人非。当年的哥儿们唯阿猴还在，有一天骑单车来看老朋友，老朋友在阿猴眼里永远不是什么侯导演，仍然是当年那个爱唱歌爱耍宝的阿哈咕。邻居王妈妈说：“阿哈得到金马奖，我替他在地下的父母感到兴奋。”某日侯孝贤刚吃掉一个便当，王妈妈又送来一大碗炸酱面给他，侯孝贤叹道：“谁帮我吃掉罢，不吃掉我会被王妈妈打死，吃掉我会胀死。”工作人员大家都笑了。
五月十一日开镜，七月底杀青，拍片现场像是一个大家庭。感谢所有同仁，我们共同做出的一件老实的作品；感谢王妈妈、张俊贤、叶有中、王德兴夫妇的热心帮忙。也感谢许多不可知的因缘聚合促成了这部电影的完工。
令我想起刘大任信中的话，录在这里。
“这几年，因为下海的缘故吧，你小说写的少了，觉得很可惜。电影固然也重要，究竟只是集体创作。台湾电影，目前有你和孝贤、德昌等人的东西可看，意义也十分重大。尤其你同孝贤的合作，拍出了台湾的童年，这是一个新传统。民族文化人格，童年人格的创造是个底子，印度的ray和泰戈尔，也有过这种贡献。不过，我还是觉得可惜，小说同编剧，究竟是两个世界，小说是独立自足的宇宙，它的要求，自然也就苛酷得多。记得你什么地方说过，想花几年时间写长篇，这个想法，不会放弃了吧·假如自学感慨益深，千万莫掉以轻心，回头看，五年十年，常是眨眼间事。”
联合国门前有一方巨石，叫做“一眼望穿”，刘大任写道，“我这一望，却也十二、三年了。”
从事电影编剧四年多以来，越来越深切感到，电影永远是导演的，编剧无份。最热闹的环境和事业，经常却起倦寂之心，想逸脱而去。便忽然很想做一件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样的心情写了一篇“炎夏之都”，并且用它取作书名。
收集的六篇小说，“外婆家的暑假”原是杨德昌一部电影的构想，希望我先写出一个故事，后来他并未采用拍成电影。“童年往事”是剧本小说一起写。“柯那一班”本来也是电影题材，可惜被我写坏了。所以另外三篇能离开电影拍摄的动机和目的而写，自己也觉得兴奋。
但我心里每有一种就此不写了的冲动，因为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生活的本身。作者的一通篇文章，往往还不如平常人的一句平常话。那些广大在生活着的人们，“不写的”大众，总是令我非常惭愧。因为人，才是最大的奇迹和主题。
由时报出版公司与三三书坊同时出版“炎夏之都”，真要谢谢陈怡真、季季、陈雨航的婉转相迫催稿的耐心，不然这本小说集恐怕还不知道在哪里。
导演侯孝贤的新戏《恋恋风尘》开拍，距离他上一部电影《童年往事》的上片时间，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整整过去了十一个月。
这十一个月，可能是侯孝贤从事电影工作以来心情最矛盾的一段时期。一方面，这一年他的影片在各种国际影展上受到台湾导演前所未有的注重和肯定；另一方面，他所代表的台湾新电影活动却在同时受到岛内评论的怀疑和挫折。
反映在侯孝贤身上，是他的创作欲望与市场考虑的犹豫。十一个月来，他提出不下六个拍片的计划，却又没有一个计划有决心行动。有一段时间，他想先拍“散戏”，一部德国第二台电视愿意提出相对资金的计划，但是“散戏”却是岛内最不合宜的计划。有一段时间，他想先拍《悲情城市》，一部用到周润发等大卡司的商业计划，却和合作对象嘉禾公司尚未完成拍片地点的协调。
最后，他选择了先拍中影公司的《恋恋风尘》，代表了他内心争战的终结。
这段时期，因为侯孝贤一再更改计划的顺序，工作人员不知所从，使他赢得一个新的外号：好肖贤仔（骗仔贤）！
《恋恋风尘》结合了侯孝贤的两种企图。它是一个少男少女的痴情恋爱故事，感情简单真挚，易于明白，市场考虑比较轻易照顾。它是一个一九七一年左右乡村少年进入城市的故事，有着大环境的关照和台湾社会的尖锐观察，可以让导演大加发挥。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上午，《恋恋风尘》在台北市红楼戏院四周一家裁缝店开镜，该日的新闻资料上，詹宏志作如是说。新闻要点之一即题，侯孝贤的选择。
先是二月底吴念真另起炉灶，提出一个新的故事的分场大纲，当时叫作《恋恋风城》。
同时间我写了一份“散戏”的故事大纲，交人译成英文，预备连预算和工作进度表一起寄到柏林，当时改拟片名为《花旦与魔术师》。
三月下旬吴念真又交出《悲情城市》故事大纲，趁三月赴香港参加十大华语片颁奖典礼之便，侯孝贤张华坤与嘉禾的陈自强在半岛酒店商谈合作计划。
四月十八日，我和侯孝贤去纽约，是应现代美术馆邀请《冬冬的假期》编导参加“新导演，新电影”展。心情很复杂。其一，大陆片《黄土地》也应邀参展，与《冬冬的假期》是所有参展的十八部剧情片中两部中国人的电影；比起《黄土地》，《冬冬的假期》显然不及。不及，意指在纽约那样高眉（highbrow）的地方，《黄土地》的涉于政治性自然更能适合纽约知识分子的口味，相形之下，《冬冬的假期》简直太暖和缺乏批判意识了。
其二，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作祟。导致每每有人热心鼓动侯孝贤赴国外参加影展活动时，他就不免火气上升，非骂一句：“影展影展，他家爱搞的，干我屁事。”我则想起吴念真在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时，那嘲讽而不屑的笑脸，仿佛在说：“知识分子·闪开一边吧。”
对于第一点，台湾与大陆电影在国际影展中相遇这件事，前年我参加过香港举办的台湾电影节，和夏威夷影展中，已深受其冲击外，侯孝贤跑过的爱丁堡、伦敦、巴黎、柏林，亦无一次不是针锋相对。当我们以大陆最优秀的几位电影工作者作为对手的时候，便觉得，徘徊在商业跟艺术创作的两难之间风雨摇摆，将会是多么浪费了精神和力气。我们的眼光假如从对内移展到对外，便发现，一切的专心和着力除了只有摆在这个上面，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任何选择了。
但侯孝贤常说：“我真希望拍几部卖钱的电影，改变片商看法，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人做起来。”的确，单枪匹马式的自保自励仍然不够，想要普遍渗入地吹出风气，非得集结更多有才华、有共识的人们做成。我渐觉自己变得又唠叨、又严厉，亦无非是想传达若干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者能在众人里面发生酵母作用，改变电影观众的素质和结构，未始不是一桩功德。
对于第二点，侯孝贤目前的电影总得经过国外影展的肯定而后推回国内引起议论，实在并非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正如侯孝贤从爱丁堡回来，说：“电影还是要拍给自己国人看，在那里让我觉得电影很假，很无趣。那里人的生活、想法根本不同，你拍电影要是光为参展，会很没意思。”言下有几分落寞。
于是去了纽约。决定把心情放轻松和平，侯孝贤笑道：“又不是没参加过影展，想骗阿财！”
抵达当天，《纽约时报》刊出坎比（vincentcanby）一篇影评，听说坎比的权威性，其评文一经见报，每被影界人士马上括引（quote）。我读了觉得并无非凡之处，随口说：“这么短的评！”被来接机的日报记者看了一眼，道：“有给你登就好啦。”
次日星期六下午又放映一场《冬冬的假期》，陪同的朋友们郑淑丽、谭敏、诺曼，十分紧张，因为有一位犹太人蕾内（reneefurst）要来看片，她做发行艺术电影的公共关系人，算第一把交椅，一九八三年坎城最佳影片的南斯拉夫电影《爸爸出差时》，及一九八五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阿根廷电影《官方说法》，都是她做出来的。片商信赖她的选片能力和判定，以此作为发行宣传的指标，淑丽说：“只要她看中你的片子的话，你就发了。”所以放映之前，淑丽谭敏频频暗示侯孝贤这个重要性，但愿他把他海外散仙的草根气质收敛一下。谭敏私下对我教诲再三，到底忍不住又当侯孝贤面叮嘱了一番，希望他的开场白风趣一点，纽约人那种幽默机智的调调，务必给蕾内一个好印象。老实说，我还真有点担心侯孝贤按捺不住他的义和团情结又死灰复燃，来个耍帅，那岂不扫兴，辜负了大家的好意。影展主持人介绍了编导之后，侯孝贤上台向观众说话，他道：“第一次来纽约，昨天从机场到旅馆，塞车塞得很厉害，原来里根也到纽约来了。听朋友说，纽约一直天气不好，到昨天才晴天，我以为是我带来了好天气，结果是里根带来的……”淑丽用她老纽约的讲话方式翻译了过去，观众哄堂大笑。
后来主持人请去吃饭，路上笑说：“不是里根，是你们，你们带来的好天气。我们都反对里根轰炸利比亚。”
隔日蕾内约我们在第三街她的住宅见面，对《冬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