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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女子,嫁给了一个让她吃尽苦头的人家。我的印象里,姐夫和姐姐在这个人口很多的家庭里,是一对受苦人。她的生命的路程太短了,短到母亲还健在时,就离开了这个进错门的家。记得埋二姐的那天,母亲在我单位的一座房背后,一个人哭了一场。我们回来时,看见她手握一把木梳,心绪很乱地,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头发。
这与我记忆中的动作,完全不一样。
这时的木梳,以及木梳的移动,是对伤痛的一种掩饰。
再后来,就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我是被一阵梳头声惊醒的。很多年了,木梳在母亲头上移动的声音,已有些淡漠。我睁开眼睛,看见母亲背对着我,正在仔细地梳着她的头。木梳在她的手里一上一下,穿过头发的“咝咝”声,听得我有些悲伤。那些光亮的木梳齿,像木匠们手里的锯子,从我身上狠劲地锯过。我平静的心里,突然有了生命中最疼痛的感觉。我以为这是平常的一次梳头,没想到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张剪影。
我是记着母亲梳头的动作,送走母亲的。
也是听着母亲梳头的声音,送走母亲的。
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送着母亲的遗体,上了封侯岭后,穿过两道深沟,下了碾子坡,进入我们村的。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在土地上走完了,我一直思考:她把最后的日子,也要留给白发挽洗?也要木梳朗诵着休止?作为她的儿子,我希望把她放在那个梳头的场景里,供一颗心时时记忆。
因为穿梭的木梳,是我接近母亲时最可靠的物件。
木色的冷清,木纹的灰暗,不磨损它从乡村的早晨,雨露一样带来母亲身上的气息。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记住残缺的齿痕,印在母亲单薄如麻的身体里,也是马坊的齿痕。
我说不出时间的天空,把多少重量压在母亲的头上。
只想告诉你:她一生用木梳,从头缓解乡村的疼痛。
写到这里,还需要补记一点:母亲一生没用过几把木梳。我在马坊十几年,只见过一把暗红的木梳,被母亲每天早晨握在手里。但这把木梳梳下来的头发,却是一天一小卷,被塞在窗户的顶上。积攒多了,在走村串巷的货郎跟前,换上一些针头线脑。现在想来,母亲手里捏的一枚针,针上穿的一条线,是她用梳下来的头发换取的。我穿惯了母亲手缝的衣服的身子,突然颤抖着。
我也记着那把木梳,最后落在她的头上,是颤抖着移动的。
齿痕最后穿过发丝的声音,也应该是颤抖的。
5
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呼天抢地呢?
以我的性格,不疼到心里的时候,是不会向外喊疼的。
我也一直在马坊书里这样倾诉,作为一块土地上像草木一样,蓬蓬勃勃生长起来的生命,我对它的所有感激的文字,都是从心里涌出的爱凝结的。
你就是把这些文字化开了,也依然是浓浓的爱。
但马坊听见过,我是在心里喊着绝不回头,然后转身离开它的。
那是一个人的哀鸣,如果让风把它吹到原野上,就是一只狼的哀鸣。那时,只有看着我长大的草木,或许从村子里的一些动静中,能知道我的几位亲人,就要相继下世了。他们的离开,对他们背负了一世的大地,或许并不意味着什么,有可能连一块泥土的伤心,都换不回来。但对于刚刚而立的我,等于一片连缀着生命的天空,不仅不再晴朗,而且要突然塌陷了。
我来源于他们的生命,自此在哪里呼吸呢?
活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不知道这一切,正在向我悄然走来。我在农村挣扎了好些年,终于从土地上艰难地走到城里来了。先把母亲接到身边,等住的地方宽余一些,再接父亲来住。这是我的想法,上天揣摩不到我的心思,以为我可以离开父亲了,就催促着他从土地上退下来,到与我们只隔着一层土的地方去。我也知道父亲活得很累,是一村中最应该歇下来的人,但我必须伺候上他一段时间,再看着他平静地离开。我以为,这是我们生命遭遇中,必须要出现和完成的场面。对于父亲这个人,不仅我欠他的太多,一个村子欠他的也太多。必须有很充足的时间,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用语言,用手势,直至用眼神,安慰或缝补一颗破碎的心。如果是这样的结局,我和活着的亲人也会好接受一些。
然而,这个要我最后感恩的过程,被神在马坊忽略了。
口信从村上捎来:父亲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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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母亲本纪(3)
母亲先回到村上去了。我那时在永寿中学教书,刚考完期终试,晚了两天才回去。在临近村子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悲伤和不祥的感觉,因为从任何一个熟悉的角度观望,村子里都好像被丧事之前的阴郁笼罩着。
藏着这种感觉,我请来村上的赤脚医生俊泉,他这几天一直给父亲打针,说是流行感冒。我看父亲的精神还可以,晚上和母亲一起说了许多话,临睡前又给他吃了一次药。快天亮时,母亲叫醒我,说父亲说话不清晰了,要我赶到县上,把妻子和孩子接回来。
母亲一生是明白人,她要父亲静静地离去,不让我们再折腾他。
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只看不清的大鸟,“呀”的一声,从我家房檐下飞走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接着收到嗓子眼上。我知道一切都在向我预兆,随着那一声鸟叫,父亲的魂,就在我开门的时候,跟着那只我始终没有来得及看清的鸟,向土地或天空里飞去了。接下来的几天,父亲含着一丝气息,等他的所有亲人,能来到他的床边看上一眼。
他等来了,凡是我知道的所有亲人。
最后看他的,是他的表弟李敬明。他是父亲唯一的姑母的儿子,解放前从兰州大学毕业,在一乡里学识最好,和父亲长得最像,“文革”中也是带牌被游斗的人。
父亲离去的时候,二姐亦在病中。第二年的晚秋,我最后一次在医院里看她。她在病床上烦躁不安,我一直抱着二姐,与她走向终点的生命,相守了一个上午。我是二姐抱大的,我还不了她的这份亲情,但我想让二姐在我的怀里,多安静一会儿。此刻,她在急奔父亲的路上,见不到她还活着的母亲,我以为我的胸膛,会连接着母亲的胸膛,我含泪叮咛她:多在我的胸膛上靠一会儿。
二姐下葬的那个黎明,我是一身孝衣,跟在她的儿子后边,一路哭泣着,把她送到马坊村南的墓地里。这些年,我只要翻过马坊沟,就想起沟边的一块地里,埋着早走的二姐。没有风吹,眼里也会潮湿的。
命运在这里如此逼人,让我顾不上喘息,两次流着泪送他们入土。
被连续地击打,我发现马坊,好像有意用一些生命的悲惨离去,在折磨另一个与他们有关的生命。我已没有一滴可供内心哭泣的泪水了。我土生土长的身子,在告别马坊的一系列山路上,拒绝转身。也拒绝风雨,从我的沉默里,碎片一样摘走一朵悼念之花。我的目光,触在最熟悉的庄稼上,也不是一身的硬朗,能抵挡得住的一种伤痛。
因为那些庄稼上,有父亲和二姐的目光,依然心疼地盯着我。
母亲一生最伤痛的,是看着二姐先她而去。女儿走了,她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一种疼痛。我知道她一难过,就摸着立在文化馆院子里的一块石碑,叫二姐的名字。她不知道,也不理解那是一块唐朝的名碑,她只是想从一块石头里,把二姐的魂叫出来。
她就这样活了一年,在县医院去世了。那是深冬的午夜,天空开始飘起雪花,我取来母亲的寿衣,叫来在药厂工作的堂哥耿涛,我们用一盆净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母亲擦了身子。看着我过于悲伤,医院没有送母亲进太平间,专门腾出一间病房。此后至天亮,我两次去换母亲床头的蜡烛,每次都要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一边看着躺得安详的母亲,一边看着燃烧得安详的蜡烛。
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去世的人单独在一起,内心没有恐惧。
我想,母亲不会给我恐惧,夜晚也不会给我恐惧。
第二天,沿着一路的大雪,母亲的灵被搬回村上。
我的悲伤也终于到了极点。跪在雪地里,我哭诉再也不回这个村子了。
埋完母亲,我用一把黄铜锁子,锁上一家人出进了几十年的大门,把钥匙交给大我七岁的三姐,转身走了。而且劝说自己:绝不回头。
我在路上想,我的几位亲人,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撕裂我对马坊心存的一脉温情?他们活到最后,用自身的一些信息,揭破了生命中的许多暗示,而性情一直忧郁敏感的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他们走了,走得那么干净,但并不轻省。因为他们把一生对粮食的敬畏,继续背在身上,还像活着时追赶一坡玉米那样,只是这一次,他们是迅速地隐退。
我此刻才意识到,人和大地,有时都很孤独。
我也理解乡村目睹过的死亡,永远和一个人的降生一样神秘,也一样平常。因为我从村子里走出来时,用泪眼看到的房舍、树木和道路,还是原先的样子,好像一点没有被触动。只是沿路的庄稼,有几棵借着微弱的风力,摸了摸我的衣襟。
但我在写马坊书的时候,终于悟到了大地,从不把疼痛放在外面。
因此我说,一个人的去世,一定会伤着大地的内心。
我还是向马坊回头了。这是多年以后,我想回来看看,我的几位亲人的去世,对他们劳动过的大地,伤着了内心没有。以此看看我的内心,被时间抚过的伤痕,现在还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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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曾经离我很近,也离我很远。
离我很近,是它一个冬天都附着在身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