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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种族，自己的城市是最优秀的城市，沾沾自喜的厮守着他们分支繁衍的古老的家族。每一家规定好一个招待亲属的日子，余下的时间便门禁森严。这些实力雄厚的世家从来不想炫耀财富，彼此都是知道底细的：这就够了；别人的意见根本无足重轻。有些百万富翁穿得象小布尔乔亚一样，声音嘶嗄，讲着别有风趣的土话，天天一本正经的上公事房，即使到了连一般勤谨的人也要退休的年纪还是照常办事。太太们自命为精通治家之道。女儿是没有陪嫁的。有钱的父母要子女象自己一样辛辛苦苦的去挣他们的家业。日常生活过得非常节俭：那些巨大的财产有极高尚的用途，例如收藏艺术品，办美术馆，襄助社会事业。慈善机关和博物院常常收到数目很大的，隐名的捐款。这种又伟大又可笑的现象都是属于另一时代的。大家只知道有自己，似乎不知道外边还有别的世界。其实为了商业关系，为了交游广阔，为了教儿子们到远方去游学，他们对外边的世界很熟悉。可是无论什么出名的东西，无论哪个国外的名流，在他们心目中一定要经过他们认可之后才算成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也管束极严，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凭着一致的宗教观念与道德观念，把个人的许多不同点——在那些性格刚强的人身上特别显著的不同点——给遮掉了。每个人都奉行仪式，都有信仰。没有一个人敢有一点儿怀疑，即使怀疑也不愿意承认。你休想掏摸他们的心事：因为知道受着严密的监视，谁都有权利窥探别人的心，所以他们格外深藏。据说连那些离开乡土而自以为独立不羁的人，一朝回到本乡，照旧会屈服于传统，习惯，和本城的风气：最不信仰的人也不得不奉行仪式，不得不信仰。在他们眼里，没有信仰是违反天性的，没有信仰的人是低级的，行为不端的人。只要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就决不能回避宗教义务。不参加教礼等于永远脱离自己的阶级。①
①此处所称宗教均指基督新教。瑞士最普遍的宗教是新教。
这种纪律的压力似乎还嫌不够。那些人在本身的阶级里头还觉得彼此的连系不够密切，所以在大组织中间又造成无数的小组织，把自己完全束缚起来。小组织大概有好几百个，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一切社会活动都有团体：有为慈善事业的，为虔修的，为商业的，为虔修而兼商业的，为艺术的，为科学的，为歌唱的，为音乐的；有灵修会，有健身会，有单为集会而组织的，有为了共同娱乐的，有街坊联合会，有同业联合会，有同等身分的人的会，有同等财富的人的会，有同等体重的人的会，有同名的人的会。据说有人还想组织一个不隶属任何团体的人的团体，结果这种人不满一打。
在这城市、阶级、团体三重束缚之下，一个人的心灵是给捆住了。无形的压力把各种性格都约束了。其中多半是从小习惯的，——从几百年来就习惯的；他们认为这种压迫很卫生；倘若有人想摆脱，就是不合体统或不健全。看到他们心满意足的笑容，谁也想不到他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但人的天性也要报复一下的。每隔相当时候，必有几个反抗的人，或是倔强的艺术家，或是激烈的思想家，不顾一切的斩断锁链，使当地的卫道之士头痛。但卫道之士非常聪明，倘若叛徒没有在半路上被压到，倘若比他们更强，那末他们不一定要把他打倒，——（打架总难免闹得满城风雨），——而设法把他收买。对方要是一个画家，他们就把他送入美术馆；要是思想家就送入图书馆。叛徒大声疾呼的说些不入耳的话，他们只做不听见。他尽管自命为独往独来，结果仍旧被同化了。毒性被中和了。这便叫做以毒攻毒的治疗。——但这些情形很少有，叛徒总是在半路上被扼杀的居多。那些安静的屋子里藏着不知多少无人知道的悲剧。里头的主人往往会从从容容的，一声不响的跑去跳在河里；再不然在家中幽居半年，或者把妻子送进疗养院。大家把这些事满不在乎的谈着，态度的冷静可以说是本地人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即使面对着痛苦与死亡也不会受影响。
这些严肃的布尔乔亚，因为看重自己人，所以对自己人很严；因为瞧不起别人，所以对别人比较宽。对于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外侨，例如德国的教授，亡命的政客，他们都相当宽大，觉得跟自己无关痛痒。并且他们爱好智慧，决不为了前进的思想而惊慌，知道自己的儿孙是不受影响的。他们用着冷淡的，客气的态度对待外侨，不让他们亲近。
克利斯朵夫毋须人家多所表示。那时他正特别敏感，到处看到自私自利与淡漠无情，只想深自韬晦。
勃罗姆的病家在社会上是个范围很小的小圈子，属于新教中教规极严的一派，勃罗姆太太也是其中一分子。克利斯朵夫名义上是旧教徒出身，事实上又已经不信仰了，所以更受到平视。而他那方面也觉得有许多事看不上眼。他虽则不信仰，可是脱不了先天的旧教精神：理智的成分少，诗的意味多，对于人性取着宽容的态度，不求说明或了解，只知道爱或是不爱；同时他在思想方面和道德方面保持着绝对的自由，那是他无形中在巴黎养成的习惯。因此他和极端派的新教团体冲突是必然的事。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在这个宗派里格外显著，那是宗教上的唯理主义，把信仰的翅膀斩断了，让它挂在深渊上面：因为这唯理主义的大前提和所有的神秘主义同样有问题，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把诗变了散文。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对于理智——他们的理智——抱着一种绝对的，危险的信仰。他们可以不信上帝，不信灵魂不灭，但不能不信理智，好似旧教徒不能不信仰教皇，拜物教徒不能不崇拜偶像。他们从来没想到讨论这个“理智”。要是人生和理性有了矛盾，他们宁可否定人生。他们不懂得心理，不懂得天性，不懂得潜伏的力，不懂生命的根源，不懂“尘世的精神”。他们造出许多幼稚的，简化的，雏型的人生与人物。他们中间颇有些博学而实际的人，读书甚多，阅历不少，但看不见事物的真相，只归纳出一些抽象的东西。他们贫血得厉害；德行极高，但没有人情味：而这是最要不得的罪恶。他们心地的纯洁往往是真实的，并且高尚，天真，有时不免滑稽，不幸那种纯洁在某些情形之下竟有悲剧意味，使他们对别人冷酷无情，——不是由于愤怒，而是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们怎么会迟疑呢？真理，权利，道德，不是都在他们手里吗？神圣的理智不是给了他们直接的启示吗？理智是一颗冷酷的太阳，它放射光明，可是教人眼花，看不见东西。在这种没有水分与阴影的光明底下，心灵会褪色，血会干枯的。
而克利斯朵夫当时觉得最无意义的便是理智。这颗太阳只能替他照出深渊的内壁而不能指示一条出路，甚至也不能使他看出深渊的深度。
至于艺术界，克利斯朵夫很少机会、也没有心思去和它发生关系。当地的音乐家多半是保守派的好好先生，属于新舒曼派或勃拉姆斯派的，克利斯朵夫跟这些乐派是斗争过的。只有两人是例外：——一个是管风琴师克拉勃，开着一家出名的糖果店；他是个诚实君子，出色的音乐家，照某个瑞士作家的说法，要不是“骑在一匹被他喂得太饱的飞马上”，他还能成为更好的音乐家；——另外一个是年轻的犹太作曲家，很有特色，很有脾气，情绪很骚动；他也开着铺子，卖瑞士土产：木刻的玩艺儿，伯尔尼的木屋和熊等等。这两个人因为不把音乐做职业，胸襟都比较宽大，很乐意亲近克利斯朵夫；而在别的时期，克利斯朵夫也会有那种好奇心去认识他们的，但那时他对艺术，对人，都毫无兴趣，只感到自己和旁人不同的地方而忘了相同的地方。
他唯一的朋友，听到他吐露思想的知己，只有在城里穿过的那条河，就是在北方灌溉他故乡的莱茵。在它旁边，克利斯朵夫又想起了童年的梦境。但在心如死灰的情形之下，那些梦境也象莱茵一样染着阴惨惨的色调。黄昏日落的时候，他在河边凭栏眺望，看着汹涌的河流，混沌一片，那么沉重，黯淡，急匆匆的老是向前流着，一眼望去只有动荡不已的大幅的轻绡，成千成万的条条流水，忽隐忽现的漩涡：正如狂乱的头脑里涌起许多杂乱的形象，永远在那里出现而又永远化为一片。在这种黄昏梦境中，象灵柩一样漂流着一些幽灵似的渡船，没有一个人影。暮色渐浓，河水变成大块的青铜，照着岸上的灯火乌黑如墨，闪出阴沉的光，反射着煤气灯黄黄的光，电灯月白色的光，人家窗里血红的烛光。黑影里只听见河水的喁语。永远是微弱而单调的水声，比大海更凄凉……
克利斯朵夫几小时的听着这个死亡与烦恼的歌曲，好容易才振作品来，爬上那些中间剥落的红色的石级，穿着小巷回家，他身心交瘁，握着起在墙头里的，被高头教堂前面空漠的广场上的街灯照着发光的栏杆……
他再也弄不明白了：人为什么要活着？回想起亲眼目睹的斗争，他不由得丧然若失，佩服那批对信念契而不舍的人。各种相反的思想，各种不同的潮流，循环不已：——贵族政治之后是民主政治；个人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古典主义之后是浪漫主义；尊重传统之后又追求进步：——交相片伏，至于无穷。每一代的新人，不到十年就会消磨掉的新人，都深信不疑的以为只有自己爬到了最高峰，用石子把前人摔下来；他们忙忙碌碌，叫叫嚷嚷，抓权，抓光荣，然后再被新来的人用石子赶走，归于消灭……
克利斯朵夫不能再靠作曲来逃避；那已经变成间歇的，杂乱无章的，没有目标的工作。写作？为谁写作？为人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