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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曾经脾气很大，Ｗ大里很少有人不被他骂过。有一次学报发表一篇批评他所写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他看了以后觉得不通，于是跑到学报编辑部痛陈其害，声色俱厉地用成语呵斥对方，真正是骈四俪六，对仗工整，平仄相和，节奏分明；学报主编惟有面露尴尬洗耳恭听。
母亲说起这些事好象是在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后来看到的外公性格是相当内敛的，面无表情，见了人都谦恭的笑；他寡言，常闲坐看窗外，窗外有一棵乌桕树，据说是死了很久，却没人挖掉。他眼神空洞的看着，可以消磨一个下午，屋里必放京剧，那锣鼓声与唱腔在我听来凄厉，有压迫感。
１９６８年，文化大革命急剧展开，此后这种运动以各种不同的层次继续发展在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间就有１２０万的青年被送到乡下。当时的报纸写了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从根本上，培养怎样的青年一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承有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成功的防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山下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这场运动缩小着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就这样，我的母亲和小姑姑加上其他一共十五名男女青年就下到了湖北潜江，当时家里人无法送她们，据说是有了错误自顾不暇，在汽车上母亲流泪，而小姑姑不知何时已经入睡，窗外的乡村已经酣睡，现出沉寂。
这一块地方属于江汉平原，是血吸虫肆虐的地方。最初他们被安排在生产队的粮食仓库里，由于年久失修，屋顶经常漏雨，她们只好找来塑料布接雨接雪，在晒棉花的竹架子搭成的床上，盖上晒粮食的竹帘子，上面铺满稻草，经常会有草蛇因为冷钻在里头，地下长满菌类植物。空气里弥散着米的霉味和雨雪沉积的寒湿气息。后来总算盖了一间可以住人的房子，八男五女。
村里的农民对知识青年怀有莫大的好奇心，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多讲话新派穿着时髦的城市青年，常跑来围观，把观察他们日常起居当作每天必有的娱乐，母亲说即使你在那里烧饭、说话，他们也津津有味的围观：面带笑容，脖子抻的老长，象鸭的颈项，那种乐此不疲的眼光让她现在还记忆犹新，而且那目光是直视，五个只有１５－１８岁的女孩子觉得那种赤裸裸的眼光就是一种污辱－－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在城市里人总是显得格外脆弱敏感，到了乡村所有枝支蔓蔓的小情绪就被修剪的光秃秃了。
（二）
按照毛主席的话语方式，他们这群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城市青年要和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改造，因为在这些城市青年的心里对农民是充满鄙视的，而这种鄙视正是思想错误以及未来社会动乱的根源。
他们每天的生活这样开始的：绿色的江汉平原一望无际，一轮红日升起，然后是生产队长拼命敲钟催促上工的声音，这声音一点也不象田园牧歌里的天籁，相反它使得知青们精神
衰弱、神经错乱，因为当时的她们又累又饿还要劳动，并且平均年龄只有１８岁，他们是一群厌恶体力劳动的年轻人，才大志疏而又经常想入非非，看的是资和修的东西：黑格尔、费尔巴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根斯、普希金……当然还有普及的马克思、恩格斯、鲁迅。这些书使他们的精神走向了与年龄不相吻合的深邃，因为深邃所以对于生命的痛苦体验更深。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来路与去路，不知道个人的命运和政治的决策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他们起初对于生活抱有的幻想是缘于书本的，从书里获得革命斗争这样的字眼，获得乌托邦的理想。中国革命的模式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书本告诉他们，火热的生活频繁的斗争激昂飞扬的人生在乡村，城市是浮华没落的充满了浪漫主义毒素的气息。
但是农村的生活马上使他们丧失原有的热情，幻想在日复一日的务农生活中很快就消耗殆尽，剩下的是茫然，因为饥饿。茫然的结果是产生两种人，思想家和精神空虚者。事实上，在这批年轻人中，也许有人是具有思想家的潜质，但是没有一个足够衍生思想的空间就断送了他们的智慧。
在这些忧心忡忡的年轻人里头，只有小姑姑是无忧无虑的，她当时才十六岁，声音甜美喜欢唱歌，她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个学者而是到文工团做一名独唱演员，她长的漂亮，表现欲强烈，不甘于过朴素平庸的生活。她的想象力超越于这个时代之外，带着过分张扬自我的痕迹。
她的歌声使得乏味的知青生活具有一点人性的色彩，当地的农民很喜欢她，教她唱各种小调，有些是含有戏耍成分的“艳段”，由她唱来含有一种澄澈恬美的味道，他们夸奖：“妖妖唱的真好。”我的小姑姑叫李若窈，但母亲常叫她的小名，按潜江的乡音，做“妖”。
可惜小姑姑的这项特长一直是我的外公深恶痛绝的，外公认为她的身上缺乏一种深刻平稳的东西，他常说小姑姑看起来一点也不象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我倒觉得小姑姑身上少去了知识分子的矫情闪现着某种世俗的机智。
小姑姑喜欢穿特别的衣服，比如肥大的军装，她总会偷偷系上一条皮带现出腰身，这在一个性别模糊的时代是极凸凹有致的风景；她的辫子垂在肩膀上，用黑色的玻璃丝扎的有点蓬松，而非革命的杀气腾腾的九节鞭；那时她脸上还有几粒雀斑，显得很俏皮，背着着阳光看象提香笔下的圣女；别人目不斜视，她会侧过头斜睨凝啼嘴里一定在偷偷吃什么东西，画梅、奶糖或者其他；小姑姑的身上一定有一些香的味道，香气是一种性温微苦的杏仁或者白芷的味道。当时自然是没有香奈儿与ＣＤ的，这种香的味道就把她与芸芸众生区别开来。
但可爱的小姑姑不爱学习，她总是显得慵懒、无所事事、漫不经心，她连红楼梦这种伟大名著都不看，更不用说高尔基、鲁迅那些充满了飞扬人生哲理的作品，她的理由是红楼梦里头好多字看不懂，人物关系太复杂；但知道贾宝玉和林妹妹谈恋爱最终也没能成功，贾宝玉太过多情不象男人，她为断肠焚稿的林妹妹掉过眼泪，但她更爱娇憨的湘云和泼辣的探春，因为后两者是生气勃勃一往无前的，在乱世中不会因为脆弱的神经而夭亡。
革命的高尔基不会引起她的共鸣，他总是企图用故事来叙述革命真理，叙述在反革命无情的镇压与杀戮背后殉道者的热情是无法扑灭的。这样的叙述当然不是引人入胜的，缺乏故事性缺乏情感的张力。英雄的形象多少是变异的，常人大概只有仰望的可能，但是去践覆那种生活总是不太恰当。因为英雄总是少数，凡人是大多数。
在小姑姑看来革命战争都是男人的事情，她绝对不认为女人应该革命，这和当时许多有着男性倾向雄赳赳气昂昂参加斗争的女革命小将们格格不入。
至于鲁迅，这是我母亲听过的最有意思的评价，原因是小姑姑说一读鲁迅的书她就头痛，有些文白参半，而她最恨文言文。
“你看，爸爸就象鲁迅，他经常骂别人，把人都得罪光了，然后自己孤伶伶的一个人，爸爸花了很大力气写了那些书，小孩子看不懂，大人也不耐烦看，当然，也不见得完全没有用，总会有人看。李伯伯就喜欢看－－可是李伯伯也死了。”李伯伯是外公的同事，广东人，研究神话与宗教，浓眉凹目，喜饮铁观音；李师母比他小两岁，叫林海若，是个不折不扣的苏杭美女，做得一手好菜，但她专业却是英美文学。外公很喜吃李师母烧的“豆瓣鱼头”，他们常在一起喝绍兴酒，相得甚晚。
文化革命一开始，李伯伯就受到冲击，尽管他的很多东西想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但是改来改去面目全非，因为马克思断言“宗教是民众鸦片”；而且他的太太又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的，自由化倾向严重。红卫兵小将还发现她另有恶习：爱打扮，爱穿旗袍，还是丝绸料子－－这完全是骄奢淫逸的作风，他们开始游斗她，让可怜的李师母穿上旗袍示众，那是件黑底子上浮着碗大白玉兰花的旗袍，花朵犹如污秽的手帕，宽大的衣服套在李师母瘦削的身材上象卜闻。当时是夏天，太阳很晒，李师母晕倒了好几次；而小将们知道李伯伯写得一手瘦金体尤其爱惜手指，于是用力去踩踏他的的手指，直至变成紫色。
（三）
最后，她和李伯伯将家里唯一一张大床竖起，左右对称的吊死在床梁上，他们的三个儿子瓜分了他们的所有藏书带着它们和我的母亲小姑姑一起下乡－－这些书就成了他们漫长知青生涯里的精神食粮，在饥饿的年代里发挥作用。
小姑姑对外公的评价有其荒谬之处，但是如果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历来看，置身于现实世界的感受：孤独感、寂寞感、绝望与反抗、眷恋与复仇、自我牺牲与悲剧……小姑姑这些朴实语言后面隐含的曲折细微的心理经验的描述，是准确的直觉的。
那个年代：翻译过巴尔扎克的傅雷终于上吊了，老舍徘徊良久也投进未名湖，钱钟书与杨绛则关到牛棚里在精神上接受“洗澡”之苦……
不谙文字的小姑姑却看到了文字的弊害，就象髌足盲目的陈寅恪悲凉的吟咏：“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文字，是要命的东西。
在农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