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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后期江南士族并不排斥孙氏政权。前期孙氏立国不稳，曹操平荆州时张昭等江东人世之所以主张投降，正是因为他们对孙氏还没有信心。投降曹操可以为自己换来仕途，这对于江东人士来讲是难得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融入江北士族，并拉近与江北士族差距的一个大好时机，而随着孙吴政权的巩固，江东豪强看到孙氏同样可以提供给他们进仕的机会，那么他们就很乐意辅佐孙氏鼎足江东。
这一切的实施者正是孙权，前期他虽然重用江北南来士家稳固统治，但他并没有得罪江东本地豪强，比如，他对张昭的态度，虽然两者经常在意见上有矛盾，但是孙权仍然十分尊重张昭的意见，并始终把他当成内阁首辅。这正是孙权用人手段的高明之处。
另外，对于顾、陆、朱等江东大家族，孙权同样采取重用和联姻的手段。虽然孙权很推崇曹操的“打击豪强”政策，但是在稳固政权的前提下，我认为他还是以拉拢为主的。可以说在孙权当政的几十年中，基本解决了江东豪强与孙氏政权以及江北南来士族的矛盾，使江东各派势力很好的融为了一体，这也正是东吴是三国中立国时间最长的一国的主要原因。 孙权当之无愧的是吴国的奠基人。 难怪毛泽东会说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的词句。
三、举贤任能
陆凯称孙权用人：“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
陆机《辨亡论》又称：“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浚于系虏”，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潘璋、丁奉、谷利、丁览、阚泽、步骘、陈武等都出身微贱，但他们都受到孙权赏识和提拔。
而在对降将潘濬的任用上，孙权甚至超越了刘备。
当时荆州降将，尚有郝普、麋芳等人，而孙权独重用潘濬是有原因的，《江表传》记载：“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遗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濬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
《江表传》同时记载：“时濬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或有间濬於武陵太守卫旌者，云濬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讬之计。旌以启权，权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还，免官。”
可见孙权在识人和用人上的手段确实足以为君主高水平。
孙权曾令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说明孙权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
而后来潘濬能与陆逊同掌荆州事，甚至在吴立传，不能不说是孙权识人用人的结果。
孙权在用人上很宽容和大度：
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
吕范“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
孙权曾说：“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
《江表传》记载：权又云：“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駮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於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於圣人矣。”
说明孙权是善于纳谏的君主，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陆机《辨亡论》称孙权：
“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於戎行，识潘濬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谟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讬，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慨归鲁肃之功，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
难怪那些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会感叹自己没能生在孙权的时代，展示自己的才能。
“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应是确论。
四、陆逊之死
孙权在夷陵之战大胆起用陆逊，并能让其放手去干，其胆魄和识人的高明实在令人折服，夷陵之战的功劳不能没有孙权。
陆逊后来做到吴丞相，但是最终被孙权逼死，其中原委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清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通史》评论这件事时有简略的论述，在这里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陆逊功高震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孙权的用人手段和气量来看，孙权基本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从当时陆逊的影响力和权力来看，还远没有达到威胁孙权的地步。
从陆逊的为人来看，这个人很内敛，而且很会做人，通达事理，《三国志》记载：“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陆逊完全不同于周瑜的奔放，这样的一个人很难对孙权造成威胁感的。
其次，说是对江东豪强的打击也是不对的，前面已经论述，江东豪强主要是在前期对孙氏没有信心，但经历了几十年的融合，到吴国建立，江东豪强对孙氏其实是尽心竭力的辅佐，最多是在内部斗争上有一些矛盾，但总体还是和谐的。而且从陆逊的死我们也没有看到江东士族们有很大的波动，所以说，这件事应该针对陆逊。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孙权这样做？首先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储君问题，在太子人选上，陆逊等人拥戴太子孙和，而孙权立了幼子孙亮。其实这是一个直接导火索，后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时，往往要找根源，而其实这些事件的爆发却往往是因为一些非根源的事件导致的。
东吴储君问题由来以久，其问题也错综复杂，本文无意争论孰是孰非，仅仅就这件事上孙权对待陆逊的态度来看，说说孙权的用人两点症结。
1。对孙策势力的顾及。前文论及，孙权对孙策势力其实很有顾及的，前期由于孙权年轻，孙策势力力量十分强大，再加上内忧外患，孙权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倚重以周瑜为代表的孙策势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瑜、程普、黄盖等人相继亡故，孙策势力在吴政权内的力量逐渐削弱，可即使如此，由张昭等人为代表的“遗老遗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说孙权一生都在协调和孙策势力的关系，这也是很明智的一种选择。但是，孙权晚年确实容易猜忌了。面对储君这个大问题，他看到陆逊三番五次上书保孙和，几十年来对孙策势力的顾及再次提上日程。
因为陆逊是孙策的女婿，何兹全先生列举了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孙权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坚祷告，却偏向兄长祷告，正说明权内心隐处也觉得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怪罪，所以才有此举。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夷陵之战可以把陆逊当做一方之督，并让他独镇荆襄几十年，最后却因为几道谏书就把他逼死？
2。猜忌和年老的噬杀。早年的孙权以20之龄领江东，能够对抗曹刘两文英雄，表现出很高用人手段，但是，和很多君主一样，晚年的他糊涂了。而且储君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不小的问题，也难怪孙权会敏感。
陆逊死时六十三岁，那一年孙权六十四岁，用现在人的眼光看正是政治上黄金年龄，但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东吴各将领往往活不过四十岁，陆逊和孙权其实是两位名副其实的老人了，六年之后孙权就去世了。
而从这件事情本身看，惩治陆逊一人足够了，但孙权组组牵扯了一排人：“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
这样归结起来，其实在陆逊的死这件事情上，孙权更多的是被自己的猜忌和晚年噬杀意识操纵了，如果只是政治目的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
而陆逊以“先见之明”著称，最终却没有看透这位猜忌的君主，或许陆逊当时也老了，竟然在立储君这么大的问题上和孙权拧着干。
何兹全先生说：陈寿评论孙权“有句践之奇英”，非深知权之为人，固不能道此。
评孙权的才能
首先，如果孙权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家伙的话，又何来那么多英杰甘于受之驱使呢？足见孙权用人高明之处。连孙策临终之前都自认为自己用人不及其弟。事实上，孙权治理江东期间，除了敬待孙策旧部之外，还到处“聘求名士”，鲁肃、诸葛谨等当世英杰皆为之所用；拔将于行阵，培养出了一代名将吕蒙；开诚布公，对部下以诚相待，例如他与诸葛谨毫不怀疑的信任，二人之间的情感甚至超过了刘备与诸葛亮的情感。足见孙权的用人水平，纵然不能算第一，也不至于落后吧！
关于他与刘备之间的盟约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不存在永恒的朋友，不存在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刘备与孙权之间的同盟无非是因为曹操大军压境，单靠任意的一个军事势力都难以抵挡才形成的。可见孙、刘两方都是为各自的利益而同盟，并不是出于真心。既然如此，他们在结盟的同时，也就需要为自己的利益而考虑。后来刘备迅猛发展，占据了西川。而关羽又盘踞荆州不还。荆州不在东吴之手，对东吴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再加上刘备此时又战局了西川，对孙权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曹操对孙权的威胁。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