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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了吧？”
他没有回答我，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现在全都明白了。当他默默地和恭敬地把我送到汽车前时．我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在刑侦局的值班室里烟雾腾腾，电话铃响个不停。
在一排很宽的木栅栏后面，挤满了例行搜捕时被拘捕的人。有的骂，有的哭，有的人捶胸顿足；也有的人用梳子伴奏，想唱上一段；后排的一些人起劲地打着扑克。一个上了年纪的民警，敞着怀，用手帕擦着满是汗水的面颊，他想整顿好秩序，但是徒劳。
“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他不停地重复道，“不要瞎吵了！你们是在民警局，不是参加舞会，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
可是，“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根本不予理睬。
两名从刑侦局来的纠察队队员蹲在墙角擦重机枪。我找到了苏霍夫。
“我等你等了好长时间，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说完就笑了。他笑的开朗温存，不仅双唇在笑，眼睛也在笑，笑时面颊泛起红星。我从来不会这么笑。可惜的是，人的笑——那是对其童年的回忆。然而，我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就如同不愿想起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修士大司祭……
“怎么，这些人是从苏哈列夫卡抓来的吗？”
“不，对那些已经筛过了。这是从斯马连斯克抓来的，刚刚送到。”
“沃尔任宁的工作进展得如何？”
“不大顺利……”帕维尔吞吞吐吐地说。我明白了，“苏哈列夫卡的核桃”比他们俩预想的坚硬得多。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后，苏霍夫从铁柜里拿出一个沾满油秽污腻的小布袋，解开紧紧系着的带子，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桌上。
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放在脏桌布上，宝石给人的印象很一般；无非是些玻璃制品之类的东西。
有名的，克贝尔曾为其写过散文诗的“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惊叹，一颗红色钻石滚到笔筒的阴影处，那儿的桌布被染上一块墨迹，因而红钻石更显得平庸无奇了。
“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吗？”我疑惑地问，并用铅笔头戳了戳宝石。看样子，帕维尔不喜欢我对钻石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谨慎地从我手中取走了铅笔。
“你为什么认定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呢？”
“怎么，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把所有的棱角都数了两遍。”
“棱角就是棱角，而……”
“你看，多么夺目的光泽。”
苏霍夫小心翼翼地，好象怕压碎或碰伤宝石似的，用两个手指捏起钻石，把它举到灯光处。
“看到了吧？”确实，这颗寻常的小玻璃块突然光彩夺目，闪闪发光，一道红光顺着手向四面射去。
“亲眼见到了吧，而你却怀疑，”他得意地说，就象拿起来时那样，又小心翼翼地把钻石放回原处。
红宝石安放在笔筒的阴影处，那块染了墨迹的桌布上。不过现在，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玻璃块了。现在它已被视为“鸽子血”色的钻石了。它的光焰没有熄灭，只是弱了一些，不象刚才那么灿烂夺目。
“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约翰·兹托乌斯特是个什么人呢？”苏霍夫问道。
“教会的创始人，君士坦丁堡的圣明的大主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这我也知道，我们在上宗教课时学过。”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呶，一般说……”
看样子，苏霍夫是想弄清兹拉托乌斯特的社会出身及其政治立场。
“他出身在富裕之家，可是，他的观点在四世纪是够进步的。”我郑重其事地说。
“进步的？”他感到惊异。
“完全正确。比如说，他认为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他反对奴隶制，抨击富人和贵族。他在布道时说，所有的人生来彼此本无差异，穷困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苏霍夫迷惑不解。看来，宗教课教员在介绍约翰·兹托乌斯特时，认为讲这些内容是多余的。
“这就是说，兹拉托乌斯特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是吗？”
“不，他离这一步还很远。”我忍不住笑了。“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仅仅是丘慈善家和自由主义者。他试图说服富人同穷人有福同享。‘许多人指责我攻击富人，’他说，‘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穷人呢？我不是怪罪富人，而是怪罪那些贪暴的家伙。’无论如何不能拿他同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
苏霍夫笑了起来。
“同立宪民主党倒挺相近，对吧？”
“很相近。”
“真有趣，”苏霍夫说完，又接着问：“你要放大镜吗？”
看来，他确信我会象他那样数棱角。
“我想，最好去请教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我们先研究一下情况，然后再去拜访他。沃尔在宁正在审问那个倒卖赃物的贩子，你以前认识那个人吗？”
“不太熟悉。他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普什科夫，在苏哈列夫卡开了一爿旧货铺子，经营呢料大衣，外衣和裤子。”
“从前收购过珠宝吗？”
“收购过。十二月，卡什卡·穆霍莫尔把库兹煌茨卡的格林贝格首饰商店的柜台洗劫一空，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头一次同他打交道。搜查时没收了九只金戒指。所以，今天凭着老交情去看望了他……他把宝石藏在这只小袋子里……”
“他怎么说的？”
“他总是说：从一个陌生人手里买下的。”
“不过，象这样的珍宝，不是每天都有人出售。他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吗？”
苏霍夫冷笑了一声。他一边把宝石装进口袋，一边说：“怎么会不描述呢？莫斯科太大；要找到那个人，犹如大海捞针。那是个老手，用谷壳骗不了老家雀。”
“他的关系都搞清了吗？我指的是主顾。”
“普什科夫的关系数不清，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能干的小伙子’从莫斯科的各个角落把货物送到他手里。他大批收购赃物，是个大财主。据说，如果不是贪财，那么，他早就不要自己的小铺子，买下一家赚钱的大商店。”
“米什卡·穆霍莫尔还在押吗？”我问。
“已经放了。考虑到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只关了他一个月。”
“他在莫斯科吗？”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们越来越碰运气干工作：这儿捅一下，那儿碰一碰，碰上了就算……”
“你总该搞清楚，穆霍莫尔现在在哪儿。”
沃尔任宁的办公室就在旁边。这位勇猛的水兵愁眉苦脸。他看见我后．指着坐在他对面的秃头的人说：“看看吧，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正在审问：‘提到过的’那位公民。”
“我们不妨碍你吧？”
沃尔任宁没有吭声，而那位“提到过的”公民却满脸堆笑。
“有什么可妨碍的？有什么秘密呢？一切都不必隐瞒。凭良心干活。俗话说；天使安淇儿只去纯朴圣洁之邦，绝不去藏污纳秽之地。”
“一直在兜圈子吗？”苏霍夫问水兵。
“是的，应当把他妈扔到绞车盘上去，”沃尔任宁骂道，“要是一九一七年在喀琅施塔得，他落到我的手里……”
“说谁在兜圈子？”销赃贩子好奇地问道。
“你在兜圈子。”
他极为惊讶地把我们逐个打量了一遍，然后双手一拍。
“提到过的”这个人装成一个规矩的老百姓，象是头一次进民警局，弄不明白想要他干什么。他清白正直地生活着，诚实地劳动，靠自己的汗水挣得口粮，就是这样！你们搜查、逮捕、押送，然后是审问……那么他也要问问，这是为了什么？要按上一个什么罪名呢？若是旧制度下的警察，那也无话好讲，可这是自己的人呀！甚至可以说，是亲人哪！这些疑惑汇成一股汹涌的语言激流。
“革命的水兵同志，”普什科夫不自然地说道，“如果您对我忠于人民政权有怀疑，就请您用自己的工农之手严厉地惩处我。亲爱的水兵同志，请您惩罚好了，要毫不怜悯地惩处，就象捻死一只传染疾病的苍蝇、虱子或者其他的病菌。让我受枪毙之苦，也比我听您那侮辱人格的语言强的多。请相信——不，我坦白地把一切全对您讲了．没有任何隐瞒。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也不能编造。”
“是在等你讲实话，”沃尔任宁站了起来。
“好！好哇！”普什科夫似乎高兴地喊叫起来，他摇晃着手头，用奸诈的目光看着我们。“又是暗示，太冤枉人了。这是为什么呀？我不认识那个衣衫槛楼的人，就是刑警先生说的那个送来宝石的人。我真不认识他。我头一次见他就给自己惹了祸。现在可把我折磨死了，我背上了通向峨尔峨他［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被钉死的地方。］的沉重的十字架……”
“你要背上！你想踩着别人的尸体爬上峨尔峨他，你是个社会异己分子，普什科夫！如果深挖的话——是个反革命分子。”
“革命的水兵同志！”
“好哇，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认识他，”销赃贩子呜咽着，“您凭什么总是骂我，攻击我呢？请您打听一下，难道我这个孤儿出身的人，是反革命分子？”
水兵跟普什科夫足足周旋了两个多小时，嗓子已经嘶哑了，他叹了一口气，目光淡漠。
“你这个‘孤儿’居然有片店铺。”
普什科夫用一块花哨的大手帕擦了擦眼泪。
“店铺吗？”他挺直了腰，他的头正好顶住吊得过低的灯泡，秃头四周罩上了一圈光轮。“店铺吗？请给我纸和墨水，革命的水兵同志！”他果断地要求道。
“干什么用？”
“写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