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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饥饿把我们厨师的孩子们造就成为美的鉴赏家、反抗分子、发明家、诗人和思想家。饥饿可以使人产生想象力和创造力。人吃饱了是无所做为的，只会坐享其成。拿你来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想为人类造福，想让所有的人都吃饱饭。我认为，你不会成功。不过，倘若实现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羡慕子孙们：那是进步的终结，是停止、腐朽和死亡。所有的人都吃得饱饱的——那比瘟疫还要可怕的多。遭受脂肪流行病的折磨那可太痛苦了！”
“你本人不是已经吃得很饱了吗？”
“根本不是。”他又大笑，“根本不对，我不能算是吃饱了的人，而是正要吃饱的人之一。这可不是一码事。”
“努，瞧你的体格……”
“哎呀呀，这同体格不相干。我是正要吃饱的人之一，请相信我好了。我对自己的胃口挺满意，我的祖先：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在上个世纪把胃口养得不错。他们太饿了，也许到了我的重孙子那一辈才能吃个饱。”
我问他对克贝尔的看法。
“俄国珠宝业最优秀的大工匠之一。然而，他很不幸，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犹如脚上的镣铐：妨碍行动并硌路得两脚作痛。”
“你很习惯形象思维。”
“这倒是实话。我说什么？对了，关干克贝尔。我对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位对宝石和有价值的宝石史颇有研究的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诗人和极为正直的疯子。疯子，要明白，这可不是平常所说的那种疯子。他不是那种智力受到损害，四肢爬地的疯子。他的疯颠是在于天才，是崇高的，我甚至想说，是受人尊敬的。”
“受人尊敬的？”
“正是如此。不过。这只在我们俩之间说说而已，不会告知给他。”他用手指朝上戳了戳，“就连上帝也多少有些……他创造了人类并给于他们各种恶习，他没有想出任何好办法以使人类遵守圣经上的十诫！克贝尔也是这样……”
卡尔塔绍夫喜欢并擅于言谈。他津津有味地讲着各种奇谈怪论和箴言，就象是一个讲究吃喝的人在兴致勃勃地品尝一道美味的外国大菜：细细地咀嚼着并怡然自得地眯缝着眼睛。
他以一种荒唐可笑的方式谈完了对克贝尔的看法后，就又口若悬河地谈起了牧首法衣圣器室的宝物。可是，我漫不经心地听他讲，我的思想巳集中在即将进行的同修士大司祭的谈话，此时修士大司祭正坐在杜博维茨基那里等我。老实讲，我可以随时把卡尔塔绍夫打发走，这完全取决于我。然而，我却有意识地推延与季米特里见面，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在犯罪现场找到了一块断木板，可是其主人又证明自已不在现场；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屋顶上“周游”了一番；我们找到了一张珍宝清单，可是这张清单又似乎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珍宝没有任何关系；克贝尔同梅斯梅尔上校的关系很奇特；审讯时珠宝匠的回答又支支吾吾……
也许季米特里在制造混乱，有意把水搅浑？
我认为，他会这样做。
不过，他愿意这么干吗？
要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回答是相当困难的：季米特里是俄国东正教教会正常运转着的机器上的一个轮子，而且这个“轮子”在某些方面又与众不同。法衣圣器室执事的想法和做法并非永远符合俄国宗教界的通常惯例。
还在童年的时候，在我怀疑有上帝存在之前，我发觉每个信徒都有自己的上帝，而每个上帝又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在我的父亲——一个农村牧师，一个要赡养人口众多的家庭和染上酒瘾的牧师的观念中，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教区监督司祭，反对喝酒，在做弥撒的时候，上帝会为区区小事训斥牧师们，威胁要取消其教职。父亲不喜欢上帝，然而却又怕上帝，一有机会就尽量地去献殷勤拍马屁。
对于我的母亲——一个面色红润、心宽体胖，整天嘻嘻哈哈的女人来说，上帝很象在两次酩酊大醉间歇时的丈夫：每当我的父亲祈祷赦免其酗酒之罪时，可谓是个好牧师和模范丈夫。母亲如同亲人似地与上帝讨论各种家庭纠纷，和上帝共享微小的家庭欢乐；商量、诉苦、恳求上帝别忘了在什么人而前求情，好让长子能进人中等学校，而后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可别象丈夫这个样子。对于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休金，也就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来说，上帝是最伟大的慈善家和哲学家，永远不知疲倦地为地球上的居民谋求共同的幸福。修士大司祭心目中的圣明而又慈悲的上帝如同他本人一样，对全世间的生活，亿万人民日常所关心的事情，并不了解。这些人们根本不愿意互爱互助，谦让容忍，因此不断地发动流血战争、造反和革命，就是在暂时平静的年代里——也是枪毙、屠杀、暴虐和醉后斗殴。休金的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存的：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地骗他。可是他，不管怎么样，却总是容忍和与人为善。
若用卡尔塔绍夫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可以把休金称为“最正直的疯子”，他总是试图把宗教信仰同理智、良心、正派和社会平等统一起来。
中等学校的任何一名教师，甚至包指自由党人，语文教员索林在内，如果在学生宿舍里偶然发现了一沓规规整整放在床头小柜上的号召推翻专制制度的传单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向校长报告。休金却不去告密，他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行为。他甘愿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上帝，而不是校长，也不是总监。后来，过了许久，当我在彼得堡为躲避警察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接二连三地更换自己的住所。休金已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了，他建议我到瓦拉姆变容节修道院去避难，并在百忙中抽空同我聊天，并想同我辩论。为了救助这个国家罪犯，修士大司祭冒了许多风险，但他毫不迟疑铤而走险。同时，他也是俄国教会主教中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的战斗中被迫炮击了被士官生占据的克里姆林宫。不能说克里姆林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心理上产生的副作用很大。不过，有些炮弹毕竟还是损害了尼古拉塔楼、别克列米雪夫、特罗伊茨克塔吉楼和邱道夫修道院的正门、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大天使教堂。炮弹的碎片落到了斯巴斯克钟楼上的自鸣钟上，自鸣钟停摆了，再也不能奏出：“愿我主在天之灵保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的“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侧祭坛的穹顶也被打穿了。
这次炮击是教会发起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借口。一份有号召力的，标题为“来自圣克里姆林宫的求救声”的呼吁书，很快就被刊印问世，主教会以惊人的速度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搜集践踏莫斯科圣址的事实，并委托涅斯托尔主教写一本《炮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也很快问世了。毫无疑问。季米特里以与众不同的狂热参加这些活动，布尔什维克成了他信仰的上帝的私敌，因而也成了他本人的私敌。当我受市苏维埃主席团的委托参加制定维修的预算时，卫戍司令的助手同我一道去察看建筑物的损坏情况，陪同我们的季米特里竟然认不出我来了。他回答问题时怒气冲冲，双眉紧锁，态度生硬。修士大司祭固执地重复“炮轰克里姆林宫”这句话，终于把为人和善、性格恬静的卫戍司令的助手惹火了。
“修士大司祭公民，我们开枪不是要射击克里姆林宫，而是打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的白匪强盗。”他说。
“那是些孩子。”季米特里说。
“不是孩子，而是士官生，”卫戍司令的助手反驳道，“士官生不是孩子。孩子玩的是玩具，而不是步枪和机枪。孩子不会开枪，只会喝粥。平心而论，与其说我们，还不如说你们，信徒们，对炮轰负有更多的责任。”
“这怎么解释？”
“是谁允许士官生们把机枪架在救世主基督修道院的钟楼上、伊维尔小礼拜堂和谢尔盖大教堂上的呢？是你！如果钟楼上不架机枪的话，就不会用大炮去轰击。”
“教会不能，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用武器去亵读教堂。”
“修士大司祭公民，这已是事实了！”
“这不是事实，这是对实际情况的不同理解。”季米特里反驳道，“如果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些钟楼上架设了机关枪，那么，这不是教会的过错，而是某些神职人员屈服于暴力和过分恐惧的结果。你们十分清楚，俄国东正教公开声明自己的中立地位和号召武装人员停止兄弟间的残杀。”
“清楚，”卫戍司令的助手说，“当我们把他们压下去的时候，你们就呼吁停止战斗．与此同时，邱道夫修道院却在祈祷战胜布尔什维克……算了吧，尊敬的修士大司祭大人，不管谁对谁错，我们不追究了。”
炮轰克里姆林宫不仅使建筑物受到了损坏，同时也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就是脆弱的，不稳定的。
室外已是黄昏。我打开了灯。
是的，很难把季米特里和他的上帝同不可相容的东西统一起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什么是暴力——历史的接生婆，不会理解为了修建共同幸福之道必须使用斧头、叉子、机枪和大炮，而不是忍耐和友爱。
“我的老兄，我说的话你根木没听进去，”卡尔塔绍夫用责备的口吻说，“看来我白费唾沫了，是吧？”
“为什么是白费唾沫？你的见解应当很好地考虑。”
“听伴奏曲？”
“好象是这样。”
卡尔塔绍夫轻轻地揉着肚皮．笑道，“看来，你也是厨师的孩子啦，对吗？”
“是牧师的儿子。”
“哎，这大同小异，尽管宗教界被看做特权阶层。牧师、圣堂工友和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