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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喇叭。”他向司机命令道。
“为什么要按喇叭？”
“壮壮声势嘛，傻家伙！”
司机按响车上的电动喇叭，这时德米特洛夫卡大街上响起一阵喇叭声，以致站在某机关门口打瞌睡的哨兵猛地抬头四下张望，立即站得笔直，持枪立正。
“这才象我们的人！”阿尔秋欣满意地说。
红场上人很多，在伊维尔圣母小礼拜堂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信奉上帝的人们独自或成群结队地朝敏柯尔斯基大街和卡赞大教堂移动着。被炮弹打破的斯巴斯钟楼上的指针停留在三点三十五分上，对它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了……
安装在克里姆林宫城墙上的探照灯全都关闭了。展开双翅在高空飞翔的双头鹰，落在钟楼上，它在啼听教堂的钟声，不怀好意地睨视着高大墓碑上的纸花、花圈和黑红缎带，这里安葬着去年十月死去的人们。据说，每逢夜晚，有些不安分的魂灵就在广场上游荡。吓唬那些畏敬神明的居民……
汽车的前灯照亮了领着两个孩子站在墓地旁的老太婆，几个女人和一个持枪的赤卫队员。城墙上有一条红色标语，上面写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永垂不朽！”字迹已模糊不清了。
我们来到了斯巴斯钟楼。在挂着小红旗的旗杆旁边，在基督耶酥圣像下面点着一盏神灯。阿尔秋欣赶忙摘掉头上的帽子。在胸前划着十字。司机以责备的眼光望着他。
“同志，上帝是不存在的！”
“你不说，我也明白。”阿尔秋欣严厉地说道，继续在胸前划着十字……
二
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的战士们从教堂广场把伊万雷帝教堂、钟楼和费拉列托夫妇配殿包围了起来。自动聚拢来的人群用粗野的话骂娘，他们一边向卫队士兵逼近，一边用挂在皮带上的小锤，尖头木棍和铁棒子进行威吓。
包围圈稀松不严，如果没有一辆灰色装甲车压阵的话，人群冲破它是不成问题的。这辆装甲车不很惹人注目地停在钟王那宏伟的基座旁，两挺机关枪也还顶用，只要机关枪稍微一摆动，人流立即向后退缩，在士兵警卫线的前边露出一块宽阔的空地，空地上的雪也被踩结实了。这些自动聚集的人们并不知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武器库里连一条机枪子弹带都没有，更不知道装甲车上的机枪早在十月起义时被士官生们毁坏了……
从站在装甲车旁边的人群中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局长杜博维茨基，革命前他是个律师，另一个是后脑勺上扣着
顶海龙皮帽的胖子，美术史教授卡尔塔绍夫，通常杜博维茨基总是邀请他担任法定鉴定人。
“早上好，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卡尔塔绍夫若无其事地同我打招呼。
教授属于那种在他人不快中依然能为自己寻求欢乐的人。狂怒的人群、士兵、装甲车，当然还有耸人听闻的盗窃案，而明天所有的报纸都会大肆渲染这桩案子，这一切都使他开心。
杜博维茨基则与他截然相反，他的举止得体，表现出痛心的样子，这符合他的官员身份。他握住我的手同我问好。从杜博维茨基那焕发的面容，精心修饰的鬓角和俏皮的山羊胡子，可以看出，他不仅睡眠充足，而且有足够的时间注意自己的仪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名贵的香水味——这是每一个上层人物必用的奢侈品。
我问了一下，长袍和金银衣饰是否确实被窃。
“哦，没有，”卡尔塔绍夫诙调地叹了口气说，“东正教徒们没有破产！只是精制的匣子被盗走了，而圣物却扔下了……”
我同卡尔塔绍夫谈妥了，请他列出最珍贵的物品清单，我又问社博维茨基是否勘察过法衣圣器室里的作案现场。
“还没有去过，想先等您来，”他解释说，“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在那儿工作了。顺便我向您提一个要求，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请您同警卫队交涉一下……”
“交涉什么？”
“关于士兵……装甲车……说实在的，这种军事气氛没有必要，它只会使那些本来就激愤的教徒更加狂怒了。”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不正是你本人请求采取措施对付这些教徒的吗？”
“那时我还不知道，匪徒们没有动长袍和衣饰。而现在，弄清楚了……”
“难道还没有对他们，”我用头指指人群说，“讲清楚这个情况吗？”
“当然讲过了。警卫队副官已经宣布，圣物受到保护。”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相信，”杜博维茨基说道。他上豫了一下，又接着说，“警卫队副官在他们中间没有威信。”
“那么，请允许我打听一下，谁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呢？’
“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杜博维茨基带谦意地说，“我已经同他谈过了……”
“那又怎么样呢？”
“荣幸的是，我把他说服了。他可能会使人们安静下来……他是可以信赖的……”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指望的只有机关枪，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杜博维茨基机灵地躲开了扔过来的石块，耸了耸双肩。
“悉从尊便。”
从我背后突然钻出来一个穿着黄狼皮大衣和戴夹鼻眼睛的人。他毅然地说道：“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我做为《俄罗斯新闻》的采访记者，”他递过来记者证，“想对您提一个问题……”
“如果允许的话．还是让我先提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穿过警戒线的呢？”
穿皮大衣的人受宠若惊地咧嘴笑了。
“我向您直说，这并不太难，只要机敏一些……”
“那就请你再显露一下自己的机敏，照原路返回，这会更容易一些。”
“我表示抗议！科萨切夫斯基先生。”
“这是很自然的。”
“请允许……”可是，阿尔秋欣己亲自把他交给了临近的一个战士。
4杜博维茨基以不赞同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场面，皱起了眉头。
“太冒失了，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不管怎么说，他终归是《俄罗斯新闻》的记者，代表着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当然罗，关于这家报纸的“纯洁特性”是可以争论一番的。但这又有什么用呢？要知道、杜博维茨基不仅把《俄罗斯新闻》，而且把他自己也列入超出党派之争的知识界。革命前的律师认为，目前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应当把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并引导他们……可是引向何方．杜博维茨基却不大清楚：引向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引向共产主义，还是引向由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授掌权的君主立宪制。
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当权时他被任命为刑事侦察局局长。而现在因把刑侦工作搞的一团糟，而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维塔利·奥列格维奇，而现在，请费心给我介绍一下案情。”
“对，对，那当然了，”他连忙说道，“全部犯罪活动暂时还没有搞清楚，不过……”
据杜博维茨基说，昨天下午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在值班侍者，承包工和两名工匠的陪同下前往法衣圣器室，大门上的封条，锁头完好无损。
可是，当执事走近放在门旁的一个散了架的框子时，这正是要修理的框子，发现了玻璃碎片。他向壁龛奔去，置在壁龛外面的厚玻璃被打的粉碎，壁龛是空的。这时，值班侍者也喊叫道，第一和第二小室中间的门被毁坏了。
经查，原先装着十字架、香炉和镶宝石的圣母小像的八角形玻璃柜空了。盗贼把橡木框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层小格和靠墙放着的玻璃柜、铁皮箱内以及五斗橱内的物品洗劫一空，五斗橱里装着乌斯宾大教堂的珍宝，其中也有东正教的遗宝。
“为什么不在昨天，而是今天才把有关被盗的情况向苏维埃政权报告呢？”
杜博维茨基无言对答。
“修士大司祭，”他说，“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往我家灯电话报案的。我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了被盗情况和时间。”
“你讯问过修士大司祭吗？”
“没有，我认为，这不大会适。”
“那么，你认为侦破盗窃案合适吗？”
“看您说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值班侍者，承包工和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那儿取了口供。我看，这足够了。”
“最后去法衣圣器室的是哪些人，在什么时间？”
“这很难答复您。”
“修士大司祭在这儿吗？”我问道。
“当然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承 我觉得，从他哪儿再了解不到什么情况了，盗窃案发生后他很不安。”
我派阿尔秋欣去找修士大司祭。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他。修士大司祭同一位年老的修士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他身材很高，体格匀称，长的很漂亮，有点儿象画中人。他那蓝色的眼睛严峻而又平静地凝视着远处，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为什么今天您才把被窃的事报告民警局呢？”我问道。
“这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如同世俗社会一样，在教会的教阶体制［指东正教神职人员的等级和教务管理的体系和制度。不同等级的神职人员在举行圣事时具有不同等级的“神权”，在教务管理上也是如此。］里也存在着从属关系。”他沉着并令人信服地解释道，“因此，在我获知被窃情况后，我认为，有责任首先向大主教报告，并遵照他的指示行事。”
“就是说，是他不同意您立刻向我们报告的了？”
“您过急地下结论，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显而易见，大主教并没有表示不同意。发现被窃时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