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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没有叫醒阿尔秋欣，穿好衣服，然后下楼去买报纸。我关心的是，舆论如何评论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事。
在过分讲究礼节的“民族”饭店的前厅里，一片清晨的繁忙景象。在贴着戏剧海报的三合板广告栏前站着我们同一层楼的邻居，某家美国报社的记者。这是个又高又瘦的年青人，扎着黄色的皮绑腿，穿着方格马裤，故意卖弄地系着一条子弹带（不知哪位水兵送给他的）。美国人在描画海报上的俄文字母，这些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单字放肆地跳着康康舞，它号召所有的公民一定要出席“未来派的盛会”。
“布尔什维克吗？”美国人谨慎地、很吃力地用俄语问我，并用手指戳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宇。
“不是。”
“社会革命党人吗？”
“是位诗人。”
“诗……人……”看样子他不知道这个俄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在便条上做了一个记号。“这位呢？”记者的手指头向下移动，指着布洛克的名字。
“诗人。”
“那这位呢？”
“也是诗人。”
美国人疑惑地瞅着我：俄国一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布尔什维克、盂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而现在，又出了一个新党派——诗人……
我来到旅馆看门人身边，在他身旁围着一群“莫斯科市人力车劳动合作社”的半大孩子们，他们正在打开散发着浓重的油墨气味的一捆捆报纸。在我付钱买报的时候，美国人又来到我跟前。这次使他感兴趣的是贴在那个三合板广告栏上的“家长联合会”就当局对罢工教师采取的措施所发出的联合决议书。决议书是这样开头的：“听到各地机关解雇莫斯科市立学校的全体教员和让他们从所占用的校方住宅中搬迁出去的消息后，‘家长联合会’代表会议找不到语言谴责这种宪兵式的无耻举动……”不过。就象在文中所见，还是找到了言词，并且相当多……
“区管理局”，“家长联合会”洒下了痛心的泪水，“把管理学校的权力交给了看门人，而不是我们这些家长们，不言而喻，我们比看门人更有权……”
美国人用手指着“看门人”一词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似乎毫不怀疑我会为他服务一整天。应当摆脱这位过于求知好学的记者先生了。
“看门人，”我客客气气地给他解释，“请注意：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是看门人，也不是每一个看门人都是诗人，但唯一的是要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流氓流无产阶级。就请您这样写下吧！”
“噢，噢！”美国人兴奋地叹了一口气，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动笔写……
当我带着一卷报纸走进房间的时候，阿尔秋欣从床上跳了起来，发呆似地环视着房间。
“彼得·彼得洛维奇到哪儿去了？”
“博林，我那可爱的朋友，昨天夜里一点半就走了，而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当他梳洗时，我浏览着报纸。版面上层是有关同德国人谈判的文章，以及来自乌克兰前线，顿河前线和奥伦堡前线的彼此矛盾的片断消息。许多文章写的是正在增长的粮食危机。《消息报》刊登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关于登记和配给家具的决定，关于没收的房产交清洁工人联合会负责管理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住在这些住宅里的住户要象过去一样向原房主缴纳房租。
《俄罗斯晨报》，一如既往，登满了广告：“一位携带子女的迷人的青年小姐寻找伴侣。”巴黎的“鲁塞尔”商店对年青的共和国的公民们发出了警告：“你们的肚子太大了，你们太胖，皮肤松弛，人变丑了……”它忠告大家：“请尽快使用世界上最好的‘鲁塞尔’式的男子弹性腰带！以恢复你们健美的体形！”
消费者协会订购了美国皮鞋；沃尔皮扬住在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可用在国外被称为“新砷凡纳明［即九一四梅毒治剂］”的药剂，医治那些饱受梅毒之苦的人们，使其重温天伦之乐。有关刑事犯罪的新闻占了很大一块版面。但是所有的报刊杂志对法衣圣器室被窃一事都只字未提。
阿尔秋欣巳洗梳完毕，刮过了脸。他那红扑扑的面孔现出宁静和安乐的神情。对如何组织监视梅斯梅尔家的住宅，普斯科夫的口供是否属实，选派哪个干部去彼得格勒出差和从销赃贩子手中没收来的假宝石出自何人之手等事情，阿尔秋欣一点儿也不操心。
“菲利蒙·帕尔芬季耶维奇，你今天梦见什么啦？你在梦里笑得那么开心，简直连我也受到了感染。”
“没什么……”阿尔秋欣哼哼哧哧地说，又问我道：“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在牙上要盖戳子吗？”
“在什么牙上？”
“在金牙上……在水兵镶的金牙上。”
“不，不盖戳。”
“太可惜了，”阿尔秋欣说，但他立即自我安慰道：“反正都一样，假如我能镶上金牙，尽管没盖戳子，在我回到撒马尔斯克村后，所有的姑娘都会跑过来围住我。金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还真稀罕！”
看，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看来与圣经上说的相反，住在天堂里的亚当也有某些不能满足的欲望，并随之而来的是灾难，这都由夏娃而引起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天堂就是天堂，而生活就是生活……不过，报纸为什么没有刊载关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呢？
当我例行向雷恰洛夫汇报工作时才得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是责任编辑们服从了一个毫不妥协的意见。提出这个意见的正是这位民警局苏维埃主席本人。
“让他们先沉默一两天再说，”雷恰洛夫对我说，“而我们暂且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了弄清一些问题。”接着他尖刻地问我；“显而易见，你没有审讯《俄罗斯新闻》报的记者吧？”
我向他汇报了销赃贩子、假宝石、克贝尔的陈述以及博林的工作情况。
“至于那个记者，我今天就去找他。”
“不用了，”雷恰洛夫说道，“今天早晨我为了一个案子到《俄罗斯新闻》报社去了一趟。原来他在东正教事务管理处办公室有个老朋友，是一名官员。这名官员用电话把被窃一事告诉了记者。我核对过了，他没有扯谎。”
他阅读了传问克贝尔的报告和夜里博林送给我的那份文件。
“博林这个人好象没什么问题，是吗？”
“没什么，还算听话。”
雷恰洛夫详细地问我关于假宝石的情况，我打算寻找仿造人的想法，以及是否采取措施查实伪装盗窃的说法。然而，他最关注的是梅斯梅尔家族的情况。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法衣圣器室的盗窃活动是吻合雷恰洛夫的推论。它的实质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化，势必要把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视为刑事犯罪分子。
从本质上讲，这种推理不会引起异议。但我还是不相信，十月革命后每一个公爵必定要成为强盗，伯爵变成扒手，被剥夺了产权的工厂主变成收买赃物的贩子。
我怀疑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盗窃案，如果设想他是盗匪中的一员，那么，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随身带着一个首饰匣呢？为了给刑侦工作带来一些方便吗？此外，守门人和清扫工证实，瓦西里，梅斯梅尔离开莫斯科不晚于一月八号，而法衣圣器室的被窃据推断是发生在十五号以后。这就得出了一个他不在现场的结论，尽管还有某些可疑之处。倘若不是考虑到某些情况，我甚至会认为首饰匣是从梅斯梅尔那儿偷来的，并故意扔在盗窃现场以迷惑民警局的侦破人员。……
不过，有关瓦西里·梅斯梅尔的哥哥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瓦拉姆修道院的修士的材料令我困惑不解。如果出家人阿法纳西是在俄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其他修道院里祈祷赎罪的话，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然而。瓦西里·梅斯梅尔恰恰是选择了瓦拉姆修道院。这不由引起了我的各种想法。向题是，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这座距彼得堡不远的大修道院的首席神甫不是别人，正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从一九一六年起由他照管东正教的法衣圣器室……对此情况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我从托波尔斯克流放地逃出后，有几个月被迫隐藏在瓦拉姆修道院的领地内。
当然，这也许是很平常的巧合，不过也不能排除有问题，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权利不注意这个事实。
“彼得格勒民警局将负责对梅斯梅尔兄弟几个的工作吗？”雷恰洛夫问道。
“不。我想派自己人去办这件事，彼得格勒方面会帮助他们的。我巳经通过直线电话同彼得格勒刑侦局长谈过了。”
“派谁去呢？是博林吗？”
“苏霍夫。他今天动身。我委派演林查找假宝石的制造者。”
“我相信你不会让他闲逛的。”雷恰洛夫笑道，“就这样吧，开头似乎还顺利。”
二
用不着督促博林干工作，他很尽职。虽然他不象雷恰洛夫订出日程表，但也能及时完成任务。在我详细地给去彼得格勒的苏霍夫作过指示后，就去看望这位老探员。这时他告诉我一个新消息。在档案馆里没有查到假宝石“诺列”诈瞒案的案卷，可是博林找到了一位前警察和已故珠宝商巴夫洛甫的妻子。这位前警察曾向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的赫沃西科夫打听过此事。
原来，克贝尔知道的整个情况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完全搞错了。
假宝石的购买者不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而是他的父亲，在莫斯科极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