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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原谅难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喜欢谴责的感觉。我们从护理自己的伤口中，会得到一种反常的、病态的快乐。只要谴责别人，我们就觉得比别人优越。谁都承认，人在同情自己的时候也有一种病态的满足感。
原谅的缘由至关重要
从具有治疗效果的原谅中，我们勾销了别人所“欠”的债，倒不是因为我们决定大方起来、施人以恩惠或者从道德上讲是个超人。我们取消债务、给它贴上“无效”的标签，倒不是因为我们让别人为错误付出了足够“代价”，而是由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笔债本身就不合法。只有当我们能够发现（并从情感上接受）自己现在和过去都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时候，这种谅解才有治疗效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谴责或憎恨别人。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场午餐会。这次午餐也有许多牧师参加。原谅的话题自然浮出水面，之后，话题便具体到了耶稣所原谅的那个不贞的女人身上。我认真地聆听了大家的讨论，了解了很多关于耶稣为什么能“原谅”这个女人、他是怎样原谅她的、他的原谅为什么对当时指责她的教堂神职人员是一种指责，等等，等等。
耶稣并没有“原谅”那个不贞的女人
我极力控制自己不要指出“耶稣其实根本没有原谅那个女人”这样的话，从而让这些先生们大吃一惊。在《新约全书》中，似乎没有任何一处描述中使用过“原谅”这个词，甚至连一点暗示也没有。而从给出的故事情节中，也不能合理地推断出这种事实。我们只是读到：当那个女人的原告离开后，耶稣问她：“一直没有人谴责过你吗？”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说：“我也不谴责你。走吧，不要再作孽了。”
如果不首先谴责别人，你就谈不上原谅他们。首先，耶稣从来没有谴责过这个女人，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可原谅。他识破了她的罪孽或错误，但并没有觉得应该为此就恨她。关于真正原谅的好处，你我在事后所看到的，耶稣在事先就已经看到了：当我们由于别人有错而恨他们时，当我们谴责他们时，当我们把人的类型与行为的类型混为一谈、因为别人犯错而将其归入某一类人时，或者当我们从精神上认为别人必须“还”我们一笔债、然后我们才能恢复友善面孔以及从感情上接受他们时，我们就在犯错误。
你是否应该这样做、是否必须这样做、是否可以这样做，这些问题都超过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也超越了我的研究领域。作为一名医生，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真正原谅了别人的错，就会幸福得多、健康得多，就会得到更多的内心安宁。不过，我还要指出，具有疗效的原谅真正就是如此，而也只有这种宽容才能真正起作用。如果原谅的含义远不止于此，我们也许就没有讨论它的必要了。
不仅要原谅别人，也要原谅自己
给我们带来情感创伤的不仅有别人，我们多数人也自己伤害自己。
我们拍着自己的脑袋自责、懊悔、遗憾。我们用自我怀疑来压制自己。我们用过分的愧疚让自己难过。
从情绪上讲，懊悔和遗憾是指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过分愧疚是指我们希望把过去做错或自认为做错的事再做正确。
当情绪帮助我们对眼前的现实环境作出正确回应或反应时，我们才算正确而恰当地运用了它。由于人无法生活在过去中，因此我们从情绪上讲无法对过去作出正确的反应。就情绪反应而言，过去的一切只能写出、封存、忘却。过去的一切可能会让我们脱离人生的正常轨道，但我们不必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采取“感情立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方向和眼前的目标。
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努力是错误的，否则就无法纠正前进路线，使“掌舵”或“制导”成为不可能。但是，因为犯了错而自憎或自责，只能于事无补，甚至具有毁灭性。凯斯西储大学曾对“愧疚”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研究报告发表在《读者文摘》（1997年9月刊）上。研究发现，普通人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用于愧疚！这其中多数都是对当前时刻的愧疚：工作中的女性为上班时不能待在家里陪伴孩子而愧疚，接着又愧疚如果下午和孩子一起待在家里，又无法完成本职工作；如果儿女因为年迈体弱的父母而心力交瘁，又为自己时常有些脾气暴躁而愧疚；出差在外的管理人员为错过女儿参加的学校朗诵会而愧疚。
如果你不能用宽容和豁达的眼光看待眼前和过去，就无法用乐观的眼光看待未来。这并不是说对待任何事都像过眼烟云。责任感很重要。但是，我们所称的“内心的批评家”比其他批评家都强大得多，以至于必须对其严加管束，不让它去践踏我们的自我意象。
有一次，在向奥克拉荷马一所监狱的许多服刑人员发表完演讲之后，我离开时认识到：在这里，我与抢劫犯、杀人犯、犯下可怕错误（有些犯人甚至反复犯同样的大错）的人为伍，然而，他们当中多数人却不像外界的人那样经常责备或惩罚自己，更不用说人一生中的严重失足有99％都是由诚实的、道德的行为组成了。入狱的犯人找律师、争取自己在狱中的权利，这都很常见，而许多优秀公民却仅仅通过过度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惩罚，剥夺自己不可让渡的、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当我们驾车驶过监狱巨大的混凝土高墙、墙顶一层层带刺铁丝网以及塔楼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时，我禁不住想：许多人建造了比这些更加森严可怕的心灵监狱，然后将自己锁入其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过去的“罪孽”。我对罪孽一说不是特别相信，但是，如果真有罪孽，那是指人们在用自己宝贵的光阴，为过去犯下的错误而惩处自己。也只有人才会犯下这样的错。
你制造错误，但是错误不应造就你
在思考我们自己的错误（或别人的错误）时，我们的依据是自己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不是依据把我们变成了什么。这样思考比较有益，而且也现实。
我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把行为与自我混为一谈，错误地得出结论：由于我们做了某件事，这件事便成了我们的特点，使我们成了某种特定类型i的人。如果能懂得所犯的错误只涉及我们做的某件事，那么也许可以理清心中的思绪：它们只是指行为，应该是现实的举动。我们应该用动词表示行为，而不是用名词，因为名词表示描述错误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说“我失败了”（用动词形式），但同时又承认错误，就有助于你将来获得成功。
但是，如果说“我是个失败者”（名词形式）就没有描述你所做的事，而表示你认为犯下的错误造就了你这个失败者。这样的想法不仅无助于你长进，而且往往会让错误在你脑海里铭刻，使你永远无法摆脱。在医学中的心理试验中，这一点已经被再三证明。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孩子在学步时都会偶尔摔倒。我们说他“摔倒”或“失足”．而不说他是个“失足者”。
然而，许多父母却认识不到：所有孩子在学说话时都会犯错误或“磕磕巴巴”——犹豫、语塞、重复音节和单词。焦急、关切的家长往往会这样下结论：“他是个口吃的孩子。”这种态度或判断（没有针对孩子的行为而是针对孩子自己）在孩子的理解中，就开始认为自己真是个口吃者。他的理解从此固定下来，而口吃的毛病很可能真会成为他的痼疾。
温德尔·约翰逊博士是我撰写本书第一版时全美关于口吃问题研究的最权威人士。他认为，家长的这种看法恰恰是孩子口吃的根源。他发现，不口吃的孩子的家长通常采用描述性词汇（“他没有说话”），而口吃孩子的家长则倾向于使用判断性语言（“他不会说话”）。约翰逊博士曾在《周六晚报》中撰文说：“慢慢地，我们开始理解一个数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关键点。一例接一例病例经过诊断，被那些不了解语言正常发展过程、过分焦急的人确认为口吃。最需要理解、最需要指导的人似乎是家长而不是孩子，是倾听者而不是说话者。”
奈特·邓莱普博士对习惯、习惯的形成与戒除以及习惯与认知的联系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他发现，同样的原则几乎适用于所有“坏习惯”，包括坏的情绪习惯。他说，如果病人想治好自己的病，就必须学会停止对习惯自责、自谴和感到懊悔。他发现，病人由于过去做过或正在做某些事而得出的“我完了”或“我真没用”等结论尤其有害。
所以，请记住：你制造了错误，但错误并没有造就你——你丝毫没有改变！
你应该牢记自己是谁或者应该做什么！
你身上的缺点不是你的错。
谁想成为牡蛎？
我想就阻止和消除感情伤害再说最后几句。要想活得充实、有创造性，我们必须具有让自己稍显脆弱的意愿。若有必要，为了创造性地生活，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受点伤害。许多人都需要有一层比现在更厚实、更坚固的皮肤。相信别人、爱别人、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情感，就要冒被伤害的风险。如果我们曾经受伤过，那么就可以做以下两件事情之一。我们可以构建一具厚实的保护壳或疤痕组织，防止自己再受伤害，像牡蛎那样生活，不再受伤。
我们也可以“转过另一边脸颊让人打”，始终保持脆弱的本性，并继续充实地生活。
牡蛎从不受伤。它有一层厚实的壳，保护它免受外界一切危险的侵袭。它与世隔绝地活着。牡蛎是安全的，但没有创造性。它不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而必须等待向往的东西向它靠近。牡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