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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大案件断然处理的重大举措，对谭政的教育与影响是相当大的，这对后来谭政处理某些重大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启迪作用。
1929 年的一天。一个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军官，被士兵簇拥春，押送到了前委办公室。这不是陈伯钧连长吗？谭政吃了一惊。
谭政来不及细问缘由，急忙去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屋里出来，让兵士松了绑，说：“你们先到隔壁房里休息去吧！”谭政奉命通知其他前委委员来毛泽东住所开会。会议开始了。原来，陈伯钧一不小心，枪走火打死了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委员们对陈伯钧枪走火打死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事件，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有的说，这虽是军队内部事件，但也要严惩。
多数人认为，打死人就得偿命，陈伯钧应当枪毙！谭政作为秘书列席会议并担任记录，他为陈伯钧的“死罪”暗暗吃惊。按照惯例，前委会议讨论决定问题，一般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今天，到会的除毛泽东一人尚未发言，其他人都同意从严处置陈伯钧，这不就等于判了“死刑”吗？
毛泽东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慢条斯理地说：“已经死了一个，还要死第二个吗？”前委会在毛泽东提议下，又研究了一番，一致同意从轻处理，但提出：“可以不枪毙，但要打屁股！”毛泽东风趣地说：“屁股也不要打了吧，要打，打个手板就可以了。”陈伯钧含着泪水走出房间，来到前委会会场中间，向在场的人深鞠了一躬，说：“我对不起吕赤同志！”陈伯钧把手伸给毛泽东，说：“毛委员，打我的手板吧！”毛泽东拍拍陈伯钧的肩膀，说：“伯钧同志，接受这个血的教训吧！手板也免了。”陈伯钧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失声大哭起来。这哭声饱含着对吕赤同志的内疚、悼念，饱含着对自己错误的自责、反省悔恨，饱含着对党的治病救人政策的感激！毛泽东对陈伯钧事件的处理，教育了陈伯钧，教育了同志们，也深深地教育了谭政。井冈山的深夜。星光灿灿，夜幕沉沉，毛泽东、谭政住所四周显得格外寂静。已经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谭政，又开始了夜间的工作，不时夹杂着轻松的问话和回答。在谈到井冈山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问谭政：“你还记得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不就地做群众工作、不打土豪筹款的错误吗？他们不懂得工农革命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有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当时我们成立起来的县政府呢，又没有担负起新政权的职责，还是沿用旧政府收税、告状、过堂一套官僚老办法，不替人民群众说话、撑腰、办事情，还能不失败？有失败，才会有成功。谭政，你信不信这个话？”谭政似懂非懂，愕然地支吾着。 毛泽东看出了谭政的不解，又进一步地举例道：“你还记得秋收起义攻打县城，还准备打长沙，打了败仗那个灰心丧气的狼狈情景吗？要不是打了那些个败仗，还不会使人们认识到攻打大城市战略方针的错误！也由于吃了败仗，碰了壁，才逼迫我们上了井冈山，你说是不是？”谭政经毛泽东这么一解释，心中顿时悟出了道理。毛泽东紧接着又问谭政：“要不是总结工农革命军打茶陵的经验，纠正了茶陵新政府的错误，你谭政能把遂川打土豪得来的钱带回来做军饷吗？”谭政心中的疑团，被毛泽东这深入浅出的比喻化解了。谭政还断断续续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问题，红军的成份问题，对士兵的政治教育问题，对俘虏敌军官兵的改造问题，红军内部的民主问题，等等。对此，毛泽东都耐心而又说理地给了满意的回答。时光一分一秒地过去，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提出。当他们还你来我往谈兴未尽的时候，清晨的霞光，已遮盖了那暗淡的灯光。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眠之夜。
1928 年5 月4 日。宁冈砻市溪河滩。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鲜艳的杜鹃花，盛开在山山岭岭，弯弯曲曲的砻溪河，唱着歌儿，流向远方。宁冈砻市的砻溪河滩，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今天，井冈山军民庆祝朱、毛两军胜利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即将在这里举行。一大早，穿着整齐军装、佩戴着红袖章的毛泽东、朱德两部指战员，以及数千名湘南农民自卫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进入会场。从宁冈、井冈山、遂川、永新、灵县等地赶来的人民群众，也兴高采烈地涌入了会场。会场周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标语。主席台上，插满了鲜红的旗帜，为大会增添了热烈的气氛。整个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大会由陈毅担任执行主席。在一片锣鼓声、鞭炮声、军号声、欢呼声中，陈毅首先向全体军民庄严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已胜利成立。接着，他宣布了第四军的组成及领导人名单。在庆祝大会上，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代表军委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要求每一个指战员认真执行，付诸行动。谭政坐在主席台的一角。他此时虽不是名见经传的部队领导人，但也感到格外的快活。为了布置会场，迎接红四军新的领导人，谭政跑前跑后，忙个不停。你看他平日严肃、紧绷的面孔，今日也笑容可掬。此刻，他看到朱、毛两军的胜利会师，看到这会场的盛大景观和欢乐气氛，激动之情无法言表。他想道：此前只是跟随前委书记毛泽东一个人工作，以后将在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军委书记陈毅三人统一指挥的红四军委集体领导下，协助他们办事、工作。红四军有了如此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有了如此强大的队伍，有了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革命的形势何愁不会加速发展。
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胜仗。然而，在胜利的凯歌声中，红军内部政治工作基础薄弱的缺点也日益暴露出来。对此，谭政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给以妥善解决。对于红四军在永新县城违反城市政策和部队内部违纪等问题，负责检查、整顿这一问题的谭政，在深入调查了解研究的基础上，写了给前委的报告，强调了军纪的重要性。毛泽东对谭政的报告十分重视，他看过报告后批示道：“军纪是军队的命脉！”
1928年11 月。
茨坪。
毛泽东住所。
呼啸的北风，夹着片片雪花，飞飞扬扬，吹落在这茫茫无际、重重叠叠的荒郊野岭。井冈山的冬寒，已经降临。在茨坪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有两个人正在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忙碌着。里屋，毛泽东在全神贯注地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外屋，谭政在聚精会神地抄写。半年以前，即5 月2 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曾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朱、毛会师后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和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建议。6 月4 日，中共中央收到由江西省委转递的毛泽东5 月2日的信件后，并于当日复函朱、毛并转前委诸同志，该信题为《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中央六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朱、毛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边界党的工作方针、原则和政策，指出了边界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与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为使井冈山根据地党组织收到这封重要的信件，中央复写了四份，两份由湘赣两省委各转边界一份，两份交两省委阅看、保存。
由于交通不便，中央6 月4 日指示信，经过江西省委与吉安县委， 11 月2 日才到达边界。接到中央重要来信后，正在遂川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四军立即返回井冈山。11 月6 日，边界特委召集三十余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中央来信。经过热烈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主张废除党代表制与游击区域过宽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特委还把这封信交给军队及地方各级党组织传阅、学习，以便共同遵照执行中央来信的正确指示。根据中央来信的指示精神，在11月6 日的会议上，重新组成了前委，以毛泽东任书记。以前三月份，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至今，遵照中央的指示，又重建前委，以领导红四军军委与湘赣边界特委，使井冈山根据地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正是在这一变故下，毛泽东在接到中央来信后，代表前委写长篇报告给中央，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历史经验，阐述红色政权理论，答复中央来信。毛泽东在写这篇报告时，谭政正在前委即给毛泽东当秘书。此时，井冈山已经历了八月失败的考验，井冈山的冬寒使人格外难以忍受，部队的生活异常艰苦，缺衣少吃。这篇报告，毛泽东是断断续续写成的。部队一面打仗，毛泽东一面写报告，部队转移一个地方，毛泽东写一部分。写成一个部分，谭政便用工整清晰的字体抄写一部分。抄写完了，再交毛泽东修改。这样毛泽东反复修改若干次，谭政抄写多次，《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谭政几乎背得下来。
1928 年11 月25 日，经过近一个月的昼夜奋战，毛泽东代表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即《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写完了。谭政用很薄的纸复写了两份。这两份报告，也是谭政派人送走的。谭政的秘书工作，做得十分认真。
他抄清的报告与原稿校对两遍，真是一字不差。毛泽东校阅后夸奖说：“你谭政抄得好啊！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最后，谭政找来送报告的交通员，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