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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场十年（十一）
作者： 谢耘 ｜ 2005年03月23日09时28分
【内容提要】我相信，人这一辈子，尽管不必超凡脱俗，但是心中应该拥有一些，哪怕只是一个，确实是超越个人，超越功利，不带先决条件，不可改变，不计代价，必须兑现的承诺。
“青云直上”
中国科学院在1998年进行体制改革。年中的时候，出台计算技术研究所改革方案。核心是把计算所与联想集团用某种形式整合在一起。计算所将既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同时也是联想研究院。
由于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我被联想集团委派到计算所，担任计算所副所长，兼联想研究院副院长。
从此，我不仅开始介入计算所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和联想集团的领导有了半年的密切接触。这为我的提高和成熟，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这期间，集团领导也多次针对我的毛病，毫不客气地批评过我，对我帮助很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我开始养成“说到做到”的作风。仅此一点，就不枉这段短暂的时光。
在我被集团领导突然提拔起来的时候，联想的很多高层管理人员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999年联想与计算所整合失败，我便不再兼任计算所的副所长。所长兼联想研究院院长高文也转到科学院研究生院做常务副院长。联想研究院由贺志强出任院长，重新组建。我亦不担任其中的职务。这件事情，曾在媒体上引起了震动，被提升到企业家为什么难以和科学家合作的高度。
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并且有机会时常在媒体上露面之后，很多新结识的朋友称赞我当初回国“有眼光，有远见”。甚至有国内出去，在国外工作的同学和朋友对我表示羡慕之意。
回忆——说不清的承诺
其实，我在1992年回国的时候，中国尚未走出六四事件的阴影。也没有人会料到再过七八年，在美国股市崩溃前后，会形成一个留学生回国的风潮。
我们这批公派留学生，选拔工作开始于六四之前。动身于六四之后。国家没有因为六四取消这个计划，只是教委规定不许我们去北美。“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奋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1990年8月初，我在国家教委奖学金的支持下，作为清华派出的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到悉尼大学学习。1992年8月下旬，当我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星期的留学生活，登上国航的航班的时候，我心里对未来将会怎样，一点概念也没有。两年的留学生活，我带回来的只有用英文写好的博士论文和几篇在国际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也没有悉尼大学的学位。
回国前，我的导师Marwan Jabri让他的两个新来的博士生来找我，就他们的博士研究方向来向我征求意见。Marwan也非常希望我还能再回来，并把邀请我来做研究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在我决定回来的时候，一个通过互联网认识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曾认真地问我：“你真的就这样回去不再出来了吗？”我告诉他是的。他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我实在难以清楚地解释，便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我这个人比较认命。此生生为中国人，就打算认认真真地做一个中国人；如果我这一辈子中国还是没有大的变化的话，我下辈子一定直接投胎到美国去，也省得办绿卡了。后来看到钱宁写的《留学美国》一书。在书中，他对自己回国的原因是如此描述的：坐在飞机上飞越太平洋上空时，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呢？我感到很难回答。在我，那只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承诺要完成。
1992年8月，我从冬天的悉尼回到夏末的北京，当老朋友见到我的时候，几乎都问同一个问题， “你怎么回来了？”这个问题问多了，我便不自觉地开始理性地思考其中的答案。作为国家公派人员，按时回国自然是理所应当，不过这确实不是我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当朋友们不断地提问的时候，我头脑中常常会回想起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们。
扪心自问，自己如果有一点本事的话，绝不敢认为主要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我一直认为我能有今天，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小学班主任李秀云老师教了我四年的时间。那还是在文革的时候。难能可贵的是，在我们升入四年级以后，每次考完试，她都会用红纸，把我们的成绩公布在教室的墙上。在成绩单的上面，是“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以此来督促我们好好学习。这让我初步懂得了人应该守“本分”。尤其重要的是，她要求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要定点地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同学。由于经常给同学讲解，一个意外的效果是培养了我较强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的大学老师后来评价我道：“只要是你明白的事情，你总能给别人讲清楚。你是一个天生做老师的材料。”
我的中学的最后一个班主任彭延新老师，在我的头脑中印下了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让我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我的价值观主要是在他当班主任时期明确形成的。
中学时代，另外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是政治课老师李杰。当时他是省特级教师，后来任我们中学的校长。李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非常投入，认真和用心。或许当初他讲得很多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失去了意义；或许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哲学家的眼里还非常的初级。但是，他让我初步体会到了分析非形式逻辑的社会现象的方法，掌握了基本的辩证法原则，尤为重要的是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
在大学，身材不高，湖北籍的英语老师萧家琛对我们要求严格而不苛求，堂堂课上要考试，但是期中和期末的考试却从来不难为我们；萧老师的严厉，让许多同学在每次上课之前都感到相当紧张。18岁上下的我们，正处于浮躁期，他在课堂上放下正常的教学内容不谈，来教训我们20分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他的一段曾引起我们哄堂大笑的话：“学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下苦功夫。不像生孩子，还有无痛分娩法。”为了在课堂上能让我们听到原声录音磁带，他几乎每堂课都要用自行车驮来一个笨重的大录音机。他背着将近有他半人高的大录音机走进教室的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在他的督导下，我不仅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英文基础，而且看到他身体力行地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敬业。在2004年给母校捐款1000 万元的邓锋，当时和我在一个英语班。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曾感慨地对我说过：“我现在能有这点儿英语水平，全靠当初在萧老师的高压下打下的基础。”
刚刚从军校专业过来的基础物理老师高炳坤，多数时间都会背着“小军挎”，身着旧军装来到教室。他的身体不好，讲课经常虚汗淋漓，却把物理原理讲得深入浅出，我认为已经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他的一个名言我至今记忆犹新，并奉为经典：“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只是有的时候，那个‘解’的形式，或许你不太喜欢。”2001年，我们入学20周年。回到清华，我又见到了高炳坤老师。我有些好奇地问他，他是如何能够把课讲得那么好。我以为他是受过“大师”的指点的。他平实地告诉我：“我无非是多下了工夫而已，没有什么诀窍。我每次备课都很耗神。”
这些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中国或者还在文革当中，或者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我认为他们培养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提职或奖金等个人目的。文革当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文革后为了这些，他们也不必如此地卖命。他们完全可以找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方式达到那些功利的目的。
他们用语言，用行动，用心血在教我们做人，在传授知识。我知道在自己的身上，留有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我现在如果还拥有一些“价值”的话，那也不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无法心安理得地长期留在异国他乡。
记得在悉尼大学的时候，我们系有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华裔留学生。一次他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大陆来的学生都不打算回去。我告诉他，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太好，问题挺多。他反问道：“那不是正需要你们回去吗？”面对他这十分简单而清晰明了的推理逻辑，我无言以对。是啊，抗战中，很多像他这样拥有一双清澈漂亮眼睛的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报效，乃至战死沙场。那个时候国家的情况，从任何角度来讲，都应该比现在我们面对的要糟糕很多。
对这个国家而言，我清楚自己渺小的还比不上沧海一粟。但是这个国家对于我个人来讲，却几乎是自己人生的生命意义的全部。
我决定回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的驱使，而只是因为希望对自己的灵魂负责，才做出的一种选择。因此，这个选择与回国后工作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没有太大的关系。
1993年1月3日晚，做完了论文答辩的最后的准备，我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浏览报纸。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我爷爷的学生们写的纪念他的文章。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为了国家，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第二天，我通过清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 3月毕业，就职于一个只有60人的做雷达的国防企业。因为我的专业是雷达信号处理。就这样，我平淡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其后的岁月，绝大部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