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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我认为约有这几方面的特色：第一，许多社会批评往往是针对某一事件
或事象而发，所以比较具体而孤立；《野火集》虽然也不无事件或事象的举
证，但它所用心的是挖掘这些事象背后的观念与心态，所以比较深入而广袤。
第二，《野火集》各文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阵式”，面对中国台湾社
会、文化、生活、观念、制度、法律、习俗？ 。提出挑战。细心的读者不难
看出在龙应台有力的批评，鲜明的例证背后，颇有传布一个合理的、现代的、
富有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人生观的抱负。第三，《野火集》对现实触感的明利，
说理的雄辩，举例的贴切，充分表现了不寻常的审思明辨的智慧。第四，文
章写作的手法不落一般议论文字之窠臼，遣词用字，痛快而干净，以及作者
咄咄逼人的道德勇气，都协助它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野火集》能吸引偌多读者，不是人为的导演，乃是现实的渴望。有
“干柴”然后“烈火”能燎原。这一场火，使枯枝野草化为“腐殖质”，将
使土壤肥沃。《野火集》的序尾附言．曰：“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
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
是‘野火’的支柱。”读《野火集》，我们也不能忘怀在不美满的人间，那些
秉承崇高理想，在不同领域里，为社会的进步呕心沥血的少数人。而《野火
集》能为社会所容许，并且得到赞赏，心血便没有白费。如果能唤起大众的
自觉，我们的社会将有飞跃的进步。只要我们能够朝向更人性、更人道、更
坦诚、更民主自由的方向不断进步，我们才能相信，历史发展的主线必跟随
着我们的脚步。而犀利的，独立自主的社会批评能够自由传播，是一切可喜
的进步中最可贵的一步。
（丙寅岁阑寒夜灯下）
龙应台这个人
胡美丽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
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
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
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
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
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
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
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
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
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
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
恭毕敬。龙应台却嫉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
呼了，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
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龙应台的回答：
“你有这么坏吗？”※※※
一九七○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
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
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
“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
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
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
我！
我想我比她聪明。
※※※
二十三岁，她一去美国就开始教书——在大学里教正规的美国大学生
如何以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挑战。
“美国人心胸的开阔令我惊讶，”她来信说，“他们并不考虑我是一个讲
中文的外国人，却让我在大学里教他们的子弟‘国文’，认为我有这个能力。
你想台湾会让一个外国人教大一国文而不觉得别扭吗？”三十岁那年她取得
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同时在纽约教书；教美国小说、现代戏剧。
她的来信仍旧很殷勤，带点日记的味道：到学校很近，但是要跃过一
条小溪，穿过一片树林。所以我经常是一条牛仔裤、一双脏球鞋的模样在教
课。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满是斑斑点点的枫叶。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
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
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
色的枫叶。
我坐下来，陷入干叶堆里。满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烧的色彩。唉！
三十岁真好！
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
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很想念台湾，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能
应付那边的人情世故？不管能不能应付，她回来了。回来一年之后，就开始
兴风作浪。写文学批评，得罪不少作家还有作家的朋友；写社会批评，得罪
了大学校长与政府官员。可是得罪不得罪，龙应台的作品像一颗大石头丢进
水塘里，激起相当的震荡。《龙应台评小说》出书一个月之后，就连印了四
版；《野火集》的文章经常在中学、大学的布告栏中张贴。
一把野火龙应台，该者对“野火”专栏的反应你满意吗？我收到的来
信的确很多。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来，我几
乎还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样子。来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
五却采取一种自衡的态度，把我对台湾的批评看作攻击。我说台湾脏乱，他
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
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这一类人非常感情用事，没有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常使我觉得沮
丧。所幸这是少数。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
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
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当然有些国家和地区比
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
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
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至于因为说了别人好，而被指为
“不爱台湾”或“崇洋”等等，那也无所谓。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
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
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
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
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至于写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读，可能与我“求真”的原则有
关。
我尽量不用辞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譬如什么“人生灿烂的花朵”
或什么“青春的滋味”之类。我也不用成语；熟烂的成语在读者脑中会自然
滑过，不留任何印象。
可以用白话表达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
文系训练出来的作品风格上差异很大；也不尽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
的人大概识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
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是不是做到了当然不见得。这也不是唯一的写作方式。批评的材料会
不会写完？怕不怕重复？读者会不会对你厌倦。
当我开始重复自己的时候，读者当然会厌倦，那就表示我应该停笔。
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
你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尺度满意吗？开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远见
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对现有尺度觉得“满意”，除非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或诚实的勇气。
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
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
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
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
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
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
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
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
就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
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
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
做的事太多了。
譬如什么？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
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
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女人！女人！
把我当作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
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