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的独立，那么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独立。教育水准提高了，往往子女懂
得比父母多，学生青出于蓝，人民所拥有的知识比官僚还高。西方民主文化
的冲击更是勇猛直接。里根说卡扎菲计谋暗杀他，台湾的电视就显现：美国
记者大声问总统：“你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撒谎。”这种镜头对我们
膜拜电视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影响。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问一声：“哦，民主
是这样的呀？”更何况是已经受了教育，宁可自己思考的人。
经济、教育、外来文化等等，构成伊甸园里的知识之果，台湾的社会
大众，是吃过苹果的亚当。吃过苹果，发觉自己的赤裸，于是急切地想看清
现实，解决问题，但是亚当的脸上绑着一块蒙眼布——吃苹果之前的旧观念、
旧制度、旧作法、旧信仰，遮着亚当睁大的眼睛。多少年来不曾经过审查的
教条、口号、神话、谎言，密密地包扎着亚当开始流转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对“野火”狂热的反响或
许也就传达了那么一个简单但迫切、坚决的讯息：我们不要蒙眼布！让子女、
学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
在野之声“野火”畅销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
但是为什么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党外杂志，却得不到小圈
圈以外的回响？其中人为的因素当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问题；最主要的因
素却在于这些杂志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颂权威、膜拜现状的书籍刊物对
厌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为它的出发点与目的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一些党外刊物，虽然标榜批判，却无法把读者完全争取过去，因
为它往往也是以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某个政治结构为目的地；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传可以变成宣传，反教条可以
变成教条。如果没有较开阔的胸襟，较长远的眼光以及对理性的坚持，蒙眼
布换了颜色还是蒙眼布！而吃了苹果的亚当所急切、不耐、引颈盼望的，不
只是换一块蒙眼布！
我们不能没有党外刊物，因为它是一个制衡的声音。从“野火”的现
象看来，我们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种声音，一个不以单一意识形态出发、没有
政治野火、真实而纯粹的“在野”之声。这个声音通常由关心社会的知识分
子所发，可是在今天的台湾，这个声音，不是没有，但微弱喑哑。知识分子
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
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
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
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
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
之声。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声势浩大的“野火”其实只是一只猴子；
台湾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声，许多老虎的吼声。
喜鹊？乌鸦因为在粉饰、教条、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
了几十年，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野火”，但是立即招来质问：为什么
只写坏的？光明面为什么不写？人民很勤奋呀，政府很努力呀，社会很安定
呀！为什么一面倒？是“别有用心”吗？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
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
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你不会说：“奇怪，怎么只谈我坏的半
边肺？怎么不夸——夸那好的一半？”那么，为什么要求社会病理家谈“光
明面”呢？再说，歌颂勤奋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会的人还不够多
吗？何必还需要我也加入？你有影响力呀！读者相信你。
这话说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谓的影响力，那纯粹是
因为他像只乌鸦一样不说悦耳的话；他怎么可能在赢得“读者相信”之后转
而加入喜鹊的行列？一个社会本来就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讯
息；乌鸦和喜鹊各有所司。但是，如果报喜不报忧的喜鹊觉得自己缺乏信服
力，它就必须改变作风，开始说实话，而不是要求有“影响力”的乌鸦换套
羽毛，唱喜鹊的歌。
也有人担心地说：“野火”暴露出那么多台湾的缺点，被敌人拿去作宣
传怎么办？不怎么办！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评是一种自省自新
的能力。当西德的布朗德与美国的尼克松闹出举世皆知的丑闻时，两国人追
究到底的态度赢得的是尊敬，不是轻视，我们的报纸喜欢兴高采烈地报导大
陆报纸所揭露的坏事，作为“你看他们多糟糕”的宣传，而事实上，中共愈
是容许丑事的揭发，批评的公布，愈表示他们观念的进步，也就愈值得我们
思考。
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检讨，是优点，不是缺点。“野火”不需要描写
台湾社会的光明面，因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光明面的
表现；表现台湾的制度能容忍批评，台湾的人民能自我反省；这是个有更新
能力的社会。
让别人拿《野火集》去作宣传吧！
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对这本书的两极反应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
象。一方面，许多老师以它作教科书外的教科书，鼓励学生讨论并且写读后
感；另一方面，有学生来信：“我们教官不准我们读你的书，说龙应台污染
青年人思想？ 。”一方面：某些工商机构成百地订书，送给员工阅读；另一
方面，有些特定的团体将“野火”明文列为禁书。许多读者赞美作者为“真
正爱民爱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也有人说他是共匪。
白纸黑字一本书，为什么出现两种水火不容的读法？就读者来信分析，
对“野火”存恐惧之心的以年纪较长、度过军旅生活的人较多，支持“野火”
的则包括各个阶层、职业，与教育水准，但仍旧以大学生和三四十岁之间、
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主流。更年轻的；十来岁的中学生就有点迷惑：
“国文老师要我们每个人都熟读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说你偏激，
我应该相信谁呢？你是坏人还是好人？”这样一分，一条清楚的代沟就浮现
了出来。由对“野火”的反应，我们也更明确地看出台湾是怎样的一个转型
期的社会。
为了行文的方便，让我用“上一代”、“这一代”这样稍嫌以偏概全的
名辞。对于“野火”所鼓吹开放、自由、独立思考的观念感觉恐慌的上一代
大致有三种说法。“我们忠心耿耿追随政府来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对我们
有恩，”一位退伍军官写着，“你的书所传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这是第
一种。把政府当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评视为“反叛”，流露出来的是
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我们的民主历练之浅，由此可见。
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想法：怎么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
这不是闹学潮吗？大陆就是闹学潮给搞丢了！
这个简单的“历史观”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学生独立思考、
争取权利并不等于闹学潮；第二，当年大陆上的学潮是果，不是因。学潮不
是从石头里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态，人心
不满郁积到一个程度，爆发出来才有学潮。我们若要避免学潮的发生，就必
须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设法锁住年轻人的头脑。
第三种说法：我们这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挨饿受冻才赢得今天衣食
温暖的安定局面，你们这无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经有了温饱还大
声嚷嚷什么自由、什么人权？ 。一个作家被关上一两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
比起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被关几年算什么玩意儿？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
女说过这样的话，带着很大的说服力。它一则诉诸感情——我为你牺牲过，
你要感恩；二则诉诸经验的权威——我吃过苦，你没有，所以我是对的，你
是错的。
就某些层面来说，他当然是对的。这一代应该对上一代充满感恩之情。
这垂垂老去的所谓上一代，曾经在兵荒马乱之中紧紧搂着怀抱里熟睡的婴
儿，曾经饿着肚子带孩子去付医药费，曾经推着脚踏车沿路喊“机器馒头”
让孩子缴学费，后来又曾经把薄薄的一叠退休金换取儿女留学的机票。这个
上一代，把自己躺下来铺成砖块让我们这一代昂首阔步地踩过去，“衣食温
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紧牙根拼了命才达到的终点，对这一代，那却是个稀
松平常的起点，感恩，当然应该。
可是，这一代的“大声嚷嚷”并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经有了
衣食温暖的福，现在大声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种福，更高层次的福：民主、
自由、人权？ 。衣食温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发点，这一代当然不能以此满
足；上一代如果认为这一代吃饱了、打个嗝，就该在安定中唾个午觉，那就
太天真了，食物够吃了，开始求烹饪的精致。衣服够穿了，开始求设计的美
好。社会安定了，开始要求有所作为。物质的丰富与环境的安定都只是社会
要进步的基础条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这一代或许就能建立
一个开放自由、公理伸张的社会，作为下一代的基础，而“人在福中不知福”
的下一代继续“大声嚷嚷”，或许我们就有了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
政治家的出现。
这一代站在新的起点上准备往前冲刺，要拉也拉不回来的。除非你扭
断他的胳膊。
我们的社会若要和谐，这一代必须体谅上一代的经验，心存感谢；上
一代也必须交棒，放手让这一代奔向一个不同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