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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向诗人提出上述问题，他们大都会说，这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即使有个别诗人勉强向我们作出解释，也多半令人不满意。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连那些洞察力很强的人，也没搞清楚决定了诗人对其想象性材料选择的因素是什么，也不知他们用什么方式制造出这样一些想象力丰富的材料。但是，即使情况如此不景气，也丝毫不会减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假如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与我们相似的人身上）
发觉同诗人的想象性创造活动相似的活动，那该有多好！
果真如此，只要对我们这种活动详细审查，就有希望洞察诗人的创造性想象能力的实质。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已获得了极大的进展——作家们一直在努力缩短他们同一般人的距离，他们时常鼓励人们说，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都是一个诗人的世界，即使世界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必定还是个诗人。我们当然应该在儿童身上寻找这种想象活动的最初迹象。我们知道，游戏是对儿童最有吸引力和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我们不妨这样说，每一个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的行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正在展开想象的诗人。你看，他们不正是在重新安排自己周围的世界，使它呈现一种自己更喜爱的新的面貌吗？
谁也不可否认，他们对这个新世界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对自己的游戏十分认真，舍得在这方面花费大量精力和注入自己最真挚的感情。因此，“认真地做事”并不是真正与游戏相对立或相反的东西，而是“现实”。当然，虽然儿童在感情上对这个游戏世界十分专注，但仍然能把它与现实世界很好地相区别。只不过他想象中的各种物体和景致都是从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中借用而来的。儿童游戏与现实的这一联系，也恰是它同“白日梦”的重要区别。诗人所做的事情与儿童在游戏中所做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他创造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又把它当作真实世界对待。这就是说，他向这个世界倾注了大量的真实感情，但又能严格地把它同现实世界相区别。从人类使用的语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儿童游戏同诗人创造的世界是相类似的。例如，人类语言总是把能使某些包容着种种真实的或可触的事物并得以再现的想象性创造称作“游戏”
（英文中这个词还是戏剧、表演和假扮等意思），用“表演者”或“演员”称呼展示这个想象世界的人。但是，这一诗的想象世界的非现实性，却产生出重大的文学效果——众多事物，如果它们在现实中发生，根本就不会使人感到欢悦，可一旦出现在作品当中，就令人产生快感；许多情感，在生活中是痛苦的，但对那些观看和倾听文学作品的人来说，这一切均变成了愉快的源泉。有关现实与游戏之间的区别，我们还有另一种看法。儿童长大成人，并且很长时间不再做游戏之后，在他几十年来只同现实打交道仅从事于理解现实生活的活动之后，总有一天，他会突然进入这样一种境界，即，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又一次消失了。成年人会记得，他起初做儿童游戏时，是多么的认真和虔诚。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种极想抛弃生活之重担，去追求一种愉快的幽默感的想往。人一旦长大，就不再做游戏，但这是否表明他会放弃从游戏中获得的那种快乐呢？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人的内心世界的人都知道，人一旦尝试到某种欢乐，就很难让他放弃对这种快乐的追求。事实上，我们从未放弃过什么，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用一种东西代换另一种东西。表面上，我们似乎放弃了一件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在努力获取这件东西的“代用物”。所以，当人长大成人不再做游戏时，他们只不过是放弃了游戏同真实事物本来的那种关联。换言之，他只不过是创造出一种虚幻的世界来代替原先的游戏。他所创造的是一种空中楼阁或我们称为“白日梦”的东西。我坚信，人类中大部分都在制造自己的白日梦，只要他不死，这种活动就要持续下去，这样的事实，已被人们忽视很长时间了，对它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估测。比起儿童的游戏来，人的这种幻觉更不易觉察到。的确，儿童游戏是一个人做的，即便同别的孩子一起做，在所有参加游戏的孩子的头脑中也一定有一个专为游戏目的而设的共同秘密的王国，但儿童无论如何也不会向成年人隐瞒这些秘密，尽管成年人对其根本就不感兴趣。但做白日梦的成年人就不一样了，他总是对这些梦感到羞耻，总是把它隐瞒起来不想让别人明白。他珍爱它们，把它们当作自己最隐秘的宝藏。一般说来，他宁愿把自己做的错事告诉别人，也不愿意向别人宣示自己的白日梦。正因如此，他或许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幻象，而不知道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这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白日梦是游戏的继续。正因为这两种活动后面的动机不同，儿童游戏中的具体行动也就同成人的白日梦不同。儿童的游戏是由儿童所具有的特殊愿望所具备的——儿童实际上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快快长大，使自己变成成人。在游戏中，他们总爱以成人姿态出现，把他理解的成人的生活模仿得维妙维肖。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没有必要去掩盖自己的愿望。成年人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不应再迷恋于游戏或沉溺于白日梦，而应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争取成功；同时，对于导致他做白日梦的诸多愿望，他又必须尽量藏匿起来。他对自己的许多幻想总是感到是一种耻辱，视之为孩子气的东西，因此总是加以抑制。人们也许会问，如果白日梦被如此秘密地掩饰起来，我们又怎样会了解人类有这样一种创造幻想的动机呢？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类人，那代表着“必然性”的严峻女神（而不是上帝）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把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欢乐原原本本地诉说出来。这些人便是精神病患者。为了能使医生用心理疗法医治自己的病，他们除了向医生讲述别的事情外，还要透露自己的种种幻想。这也许是我们获知上述秘密的最好渊源。长期的治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病人向医生透露的事情，是决对不可能从一个健康人那儿探听到的。那么白日梦究竟有哪些特征？首先可以肯定，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流露出来的。或者说，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是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这些作为推动力的愿望各不相同，随着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很明显地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督促梦幻者做升官梦的野心欲，另一种是性欲。年轻女子的幻想大都是由性欲造成的。她们的野心欲一般都包括在性的追求中了。年轻男子则不然，造成他们幻想的不只是性欲，还有野心欲和利己欲。但是，对于上述两种倾向来说，我们主要不是想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同性。正如我们总会在许多教堂圣坛画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雷神形象一样（见日耳曼神话），在大多数白日梦中，也总有一个女人隐秘在梦中的某个角落。梦幻者的一切英勇事迹几乎都是为她而作，在他胜利时，又总会跪在她的脚下，把赢来的一切胜利果实全部向她奉献。从这儿我们真正地看到人们隐秘自己幻觉的巨大动机。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女子，其性欲越小，也就越受赞赏；而对一个年轻男子来说，他必须学会克制自己在备受溺爱的儿童时代养成的过度自爱（自重）心，方可以在这个由无数同他自己有着同样追求的人组成的社会上立身。我们决不可认为，由这种幻觉冲动生成的各种幻象、空中楼阁、白日梦，都是一成不变的或不能改变的。相反，它们同实际生活印象总是一致的。换言之，它们会随着生活本身的改变而变化。每一种深刻的新感受都为他们打上了一个标志着具体时间的邮戳。总得来说，幻象同时间（或时代）
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般说来，在某个时刻，同一个幻象总是在三个时期徘徊——这三个时期代表着我们的三个幻想。首先，我们心中的幻想活动可能同某些现时的印象结合着，由目前发生的某些有力量唤起某种强烈欲望的事件引发；紧跟着，这种幻想又会溜回到记忆中的某种早期经验（一般是幼儿时代发生的、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的经验）；最后，它又会为自己制造出某种有可能在将来发生的事件，这种事件仍然代表着该愿望的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白日梦或幻想，它既包含着目前直接引发它的事件，又包含着某些过去的记忆，这样一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就以“愿望”为主线，被连接在一起了。仅举一个普通例子，便可以对我的问题作出生动表现出来。设想有一个贫穷的孤儿，拿着一封推荐信去见一位雇主。他走在路上时，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与他眼前的情景相对应的白日梦，这个白日梦的具体内容有可能是如此：他一到那里就受到了录用，雇主对他也极为赞赏。不久之后，他便成为这个雇主的得力助手，并且很快被雇主那美妙无双的女儿相中，于是就与她结了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他以后又继续辅助岳父干事业，由开头时的助手变成了岳父事业的继承人。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梦幻者便重新获得了他幸福的童年时代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他的安然而温暖的家，他的慈爱的双亲，以及初次使之心颤的对象等。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清楚地得出，一个人的愿望是如何利用眼前发生的某种事件，通过过去的经验模式，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光辉的未来的。关于这种幻想或白日梦，我们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