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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大容易的。我的计划不允许我受任何政治压力。尽管当时我对希姆莱所犯的过错了解不多，但我已经明白，他是不会容忍我的。因此，我在4月30日晚上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委托我的副官请希姆莱（他和我刚在吕贝克分手）马上到我所在的普伦来。他在电话里拒绝了我副官的邀请。于是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并对他说，他很有必要来一次，他终于答应了。
与此同时我还在4月30日晚为按照我的意图实施集中领导下的投降而采取了第一步措施。为了尽可能多地把我东线战场的军人和后面的难民救到德国西部的英美占领区去，我还得继续进行东线的战争。因此，对我来说，同盟国从1943年2月以来就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我打算只在西部尽快向英美集团军群实施局部投降。首先可考虑让德国的“西北方”集团军群向其当面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投降，但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已不再需要或不再可能在易北河畔继续作战，以便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让难民和军人从梅克伦堡地区进入属于英占区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
于是，我用几句简短的话向4月30日晚21点左右来探访我的戈特海军上将概括了我的这一决定，他马上把我的话记录下来：“结束吧，这场英雄之战已经打够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停止无谓的流血牺牲。为了拯救军人和百姓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尤其是考虑到在梅克伦堡的难民、在勃兰登堡的文克集团军和在帝国保护区指捷克斯洛伐克。的舍尔纳集团军级集群，就还必须继续对东方之敌作战；为了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就必须在劳恩堡附近的易北河畔继续作战。”
因为对西北方集团军群来说随时都有可能立即与蒙哥马利元帅进行投降谈判，因此我在4月30日晚约请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于5月1日从基尔到普伦来，把我的意图告诉他。我打算委派他为我方代表去与蒙哥马利谈判。
希姆莱在当天夜晚12点钟左右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接待了这批随从。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我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我已事先在这张写字台上的纸下面藏了一把打开保险的手枪，准备随时射击。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干过这种事。但这次会见将引起的后果对我来说却是凶吉未卜。
我把当晚收到的我的任命电报递绐他。“请看！”我注视着他的脸部表情。他读电报时惊奇不已，甚至露出惊慌的神色。看来他的希望已破灭了。他脸色煞白，然后起身鞠了个躬，并对我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我告诉他，这是办不到的。我用不着他。
在明白了这一切后他便在深夜1点钟向我告别。我松了口气。虽然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否还会策划反对我的各项措施，然而我所担心的一场武装冲突及其会引起的一切不利于内部安定和拯救德国人民的后果总算避免了。
现在我有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自由。当天夜里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也接到到普伦来找我的命令。为了决定我下一步的措施，我准备尽快亲自了解一下军事形势。
5月1日早晨，我收到柏林的帝国总理府在7时40分发来的第二封电报。电文如下：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来。在我到来之前建议您不要公布这一消息。博尔曼。
从这封电报中我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实际上当第一封我的任命电报在4月30日18时15分在柏林发出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人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认为现在很有必要把所发生的一切尽快告诉德国人民和德国国防军，而不应该象博尔曼在第二封电报中所说明的“暂时不要急于公布上述消息”那样去做。我担心希特勒逝世以及我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一消息会通过其他渠道以不利的形式公布于众。结果将会引起人民的混乱和军队的瓦解，特别是因为军队在国家元首逝世后会觉得不受誓言的约束了。在向德国人民和军队公布这一消息的同时，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今后的打算。出于这些考虑，我便于1945年5月1日通过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向德国人民公布了上述消息。
从第二封电报“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我只能推断，希特勒已离开人间。关于他自杀的情况我却丝毫不知。根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估计他是在柏林的战斗中遇难身亡的。因此我认为应该采用一种充满敬意的措词来公开他逝世的消息。他刚一逝世就立即贬低他，我认为这是无聊的，我隐约感到周围似乎就要发生这种现象。
正是这种趋势使我准备采用有利于希特勒的措词来公布这个消息。反正总有一天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当时我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惨无人道的行为了解甚少。直到战争结束我才震惊地获悉了这一切。当时出于礼貌我认为自己应该如实地公布这一消息。我也相信，如果我今天还是处于当时的那种地位，对当时的制度还是很少了解，那末，我还是不会采取其它做法的。
当时面对大量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并没有把公布希特勒逝世这一消息的形式当作什么主要的事情来处理。这个公告涉及的是过去的事。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将我未来的打算告诉德国人民。
因此，我在1945年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说：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意识到我责任的重大。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民，使其免遭挺进中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歼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战斗还要继续进行。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止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将继续对他们进行抵抗并同他们继续作战。英美人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主义。”
同时，我还在5月1日对德国国防军发布了以下命令：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充当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司令。我接受德国国防军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继续下去，直至英勇奋战的部队及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家庭摆脱奴役或毁灭。只要英美人阻止我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要把战斗一直进行下去。”
5月1日，上午弗里德堡海军上将来到我处。我告诉他，我准备让他去与蒙哥马利元帅举行投降谈判并向他交待了谈判的方式。因为他随时可能被派往蒙哥马利那里，因此我要求他在基尔时刻作好启程准备。
另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紧迫的，为了应付即将面临的外交任务，我需要有一位与最近几年德国外交政策无关的颇有经验的人在我身边。我希望前外长冯·诺伊拉特又译牛赖特男爵能在我组成的临时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和首席部长的职务，我是1915年认识他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奉命寻找他的下落。他打了个电话给普伦附近的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询问此事。结果里宾特洛甫来到我处，并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合法而适当的外交部长；英国人肯定很乐意与他打交道。我拒绝了他的要求。
冯·诺伊拉特男爵的下落不明。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正在福拉尔贝格。我只得另选他人。
在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前几天，财政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曾到普伦我的住处拜访了我。
我们这是初次相识，在此之前从未打过交道。当时我们就整个局势交换了意见。他对形势明智的分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他关于德国属于欧洲西部的外交政治观点是与我不谋而合的。
因此，我在5月1日与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只要还需要内阁来处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就希望他能在我组阁的政府中担任政治顾问和内阁首脑。我对他说，我很清楚，我们可能会一无所获，但落在我和他身上的责任要求我们从德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请求让他考虑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5月2日他来到我处对我说，他随时听候吩咐。
我与希姆莱不同的性格对他这次作出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证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了。这位性格坚强、头脑明智、对每个问题均深思熟虑的人所提的建议对我后来几周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表明，我们在所有原则问题上看法都是一致的，尽管他在职务上仅负责民事方面的工作，但后来我要求他也参加军事讨论会。事实也证明，他对军事上一些问题的必要性的判断也往往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从4月30日到5月1日奉我之命来到我处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大将。
我对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由于它长期孤立地在希特勒周围，现在要作出最合理的决断，恐怕还缺乏对战场情况的足够了解。但是我对约德尔大将客观而敏捷的思维方式和正直的军人气质还是颇为赏识的。
四月底，在我担任国家元首之前的几天，冯·博克元帅和冯·曼施泰因元帅也来过我处。我们讨论了军事形势。曼施泰因特别强调，必须逐渐撤回东线的集团军，把它们派到英美战线附近。这个想法完全与我的观点一致。因此，我于5月1日下令接通曼施泰因的电话。我准备请他取代凯特尔，从现在开始接受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权，但可惜没找到他。于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大权仍在凯特尔和约德尔手里。
他们两位在5月1日抵达，从那时开始每天向我汇报整个军事情况。
下面我想简单地追述一下，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