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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取得战果的原因之一是，敌人为了北非的登陆作战而减少了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英国海军部为这次登陆作战集结了“约100艘护航舰艇”。在这期间敌护航运输队在缺乏护航兵力的情况下之所以损失不很大，其原因正如英国人所说的“敌人把很大一部分兵力撤走（尽管为时已晚）而用于对付登陆作战。”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218页。
11月份英国为了进行登陆作战集结了大量的反潜舰艇，因此，虽然德国从大西洋撤走了许多潜艇，但仍然取得了丰硕战果。这个事实说明，把潜艇调到入侵区用于抗击敌人的登陆作战是否完全正确，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如果把这些潜艇留下来用于大西洋的“吨位战”，那末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肯定要超过在北非沿岸所取得的战果。
在1942年整整一年中被轴心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总共有1160艘商船（约6266215总吨位）被击沉，其中大部分又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
从同一时期的潜艇损失率来看，我们感到很欣慰。1941年所损失的潜艇占每月出航潜艇的11。4％，1942年上半年在美国水域获得大捷的几个月中，潜艇的损失率降到了3。9％，而在1942年下半年当那里采取了简单的防御措施时，潜艇的损失率又上升到8。9％。
尽管当时敌人主要使用飞机和水面探测仪来增强反潜力量，但潜艇的上述损失百分率仍低于1941年。
我们作战潜艇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每月平均只增加17艘，而不是预期的20艘。
战争期间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击沉商船数的估计高于实际击沉数，因为各潜艇艇长的报告不免有夸大之处，这种误差是人为造成的。
虽然各潜艇也想精确地报告击沉数，但当许多潜艇在夜间与护航运输队作战时，由于黑暗，又是多艇同时攻击，再加上不可能用太长的时间去仔细观察攻击效果，因此很难弄清敌船是谁击沉的。
在各潜艇单独击沉敌舰的情况下，潜艇的报告经过后来的证实基本上符合敌实际损失情况。但总的来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对潜艇部队所取得的战绩估计还是偏高。
经过3年多的战争以后，我们已完全明白，英美两个世界海上强国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对于单独承担与这两个国家进行海上战争重任的德国潜艇部队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敌人的水面和空中侦察兵力的加强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忧虑。1943年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是保持潜艇的作战能力和艇员的士气，尽可能经济而有效地使用它们。
现在我们才知道，敌人在1942年底是如何评论大西洋战役的。罗斯基尔写道：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85页及以后几页。
“在1942年最后几天，海军部对大西洋战役的问题和前途再次作了总结。海军部一位老资格的官员作报告时说，我们的航运从来没有象1942年那样困难，我们的护航舰艇和空中侦察兵力数量太少。纵然北非登陆获得了成功，但我们对未来的进攻计划仍感到十分担心，很可能因缺少运输船会使计划延迟或失败。尤其是燃料的储存量已下降到最低的数字。12月中旬英国燃料库的储存量只剩下30万吨，而每月的消耗量就达13万吨……”
关于舰艇的损失和补充问题，罗斯基尔说道：
“至于这一年我们所遭受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敌人使我们在1942年又损失了约100万总吨位的商船……
“英国的商船进口量下降到340万吨以下，比1939年减少三分之一。英国海军部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在护航运输队交通线上进行的战役还胜负未定，敌人的实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危机即将来临。”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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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十七章 受命任海军总司令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
1943年1月中旬，海军元帅雷德尔给我在巴黎的指挥所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他打算辞职，准备提议让卡尔斯海军将军或我作为他的继任人担任海军总司令。他要我在24小时后作出答复，我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我担任这一职务。
对于他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没想到雷德尔海军元帅会有辞职的打算。我也没想到，希特勒与他之间会因使用大型战舰打击从挪威北部海区驶往俄国的护航运输队的问题而在1942年12月底产生分歧。当时大型舰只没有取得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战果。因此，他命令大型舰只退役，他认为这些舰只已失去军事价值。
雷德尔海军元帅对这项命令持反对态度，当希特勒坚持执行这项命令时，他提出辞职。希特勒对此也感到意外，做了一些工作，想使雷德尔回心转意，但无济于事。结果只好同意他辞职。
24小时后，我告诉雷德尔，我的身体很健康，完全有能力接受海军的最高指挥权。
雷德尔提议，卡尔斯海军大将和我都可以作为继任者。“如果希特勒想强调潜艇部队目前对他来说是居于首位的话，那么选择邓尼茨是完全合理的”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90页。。
希特勒决定由我任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所陈述的理由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许他认为，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在大型舰只退役问题上与他有共同的看法。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令人不安的海洋》一书中的《希特勒和海军》一章，第53页，维也纳卡尔·屈内出版社。
在此之前，除了和所有的国防军高级领导人一样向希特勒作一些军事汇报（如在“埃姆登”号巡洋舰出国访问开始和结束时）或者奉命向他汇报情况外，我与希特勒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这种汇报在1934年到1942年共有9次。海军总司令常常为此下达命令。
现在，我自己当上海军总司令后，我与作为国防军最高司令和国家元首的希特勒就有了直接和经常的接触机会。
在介绍我与希特勒的工作和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情况之前，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对当时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
我出生在普鲁士。我的祖宗几百年来一直是萨勒河口地区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袭庄园主和村长。后来从这个农民村长的家族里也出现了福音新教的牧帅、军官和学者。
在青年时代，我就对普鲁士的历史，尤其是对“老弗里茨”和自由战争的情况有不少了解。童年时代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威廉老国王”（威廉一世皇帝）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我的家庭里个人主义占不了上风，而是普鲁士的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我当了兵成为军官后，不言而喻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在我离家时我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履行我的职责是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我从1912年开始乘坐“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在国外航行。这段时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热情。我看到了德国美好的远景，并把它与其它国家和民族作比较。当时我对德国内部的弱点还不甚清楚。
与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一样，1918年的失败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认为帝国海军的军官不去过问政党的任何政策，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为整个民族和人民所创立的国家服务。
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这个原则。军事和航海方面的大量工作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不过，当时对于国内所出现的各种运动和潮流，我们还是表示赞同的。我们觉得这些运动和潮流的精神似乎与我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回忆那些爱国者、下层人物和忠于职守者的传统美德，不把个人的荣辱与集体相联系，我们就不能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谈不上恢复我们整个民族的平等和自由！
1924年到1927年，我在柏林的海军指挥部工作。当时我对海军指挥部司令岑克尔海军将军和帝国国防部长格斯勒极为敬重。我的工作范围是处理与海军有关的国内政策方面的事情和国内政策中有关抨击海军的问题。后来冯·施莱歇尔（后来成为将军）领导的处专门处理海军和陆军中存在的这些事情。此外，我还充当过主管维护纪律和量刑等工作的军方负责人。
我的工作范围使我与国会及其所属的委员会有所接触。对于许多党派之间的分裂、在国会决议中经常明目张胆地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以及在全体会议上为选举而进行无休止的辩论等现象，我感到很厌烦。在国会中如何策略性地处理一些军事问题，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简单扼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符合军人的习惯。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从1930年到1934年我在北海海军基地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
我作为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和海军总参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还负责制定防止北海海军基地发生“内乱”的有关措施。
那几年是中立党派很不景气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为第三大党，获得450万张选票和76个议员席位。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选票名列前茅，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获得约89个、确切些是100个议员席位。
这几年，左右两派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非常激烈。始终存在更大规模的动乱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和海军的总参勤务军官（其中包括我在内）一直为准备动用国防军、时刻加强对军事设施（如军用仓库）的防护和防止盗窃武器事件的发生而奔波。我们多次被召到柏林的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