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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艇的指挥官应独立地根据情况作出判断，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本舰的安全是否允许履行救援义务。
其它国家的海军所执行的也是同一个原则。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作为证人在纽伦堡法庭解释道：“按照一般的原则，如果救援会给潜艇带来不必要的额外危险，或者阻碍潜艇执行其它任务的话，美国潜艇是不救敌方幸存者的。”《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110页。
德国潜艇在这场战争的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是按照日内瓦条约的这个原则抢救落水者的。
但是，到战争的第三年，即1942年，大西洋的战争形势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出现战斗行动即将要结束的迹象。至少潜艇艇长们再也无法可靠地确定哪些海域比较安全，因为在大西洋几乎到处都有可能突然出现敌人的飞机。这对潜艇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潜艇下潜大约需要1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快速的飞机已能到达潜艇上空，如果这架飞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即在潜艇的最大观察距离之外）事先还未被潜艇发现的话。潜艇只有在航行状态时，并且只有在指挥塔上人员很少的情况下，才能迅速下潜。因此，当潜艇为了救援落水者而须停止航行时，潜艇乘员就会拥挤到潜艇甲板上，这样潜艇就无法紧急下潜，随时都可能遭到空中的袭击。
1942年下半年，各海区敌空中侦察兵力的不断加强使我越来越感到忧虑。我在1942年8月21日（即“拉科尼亚”号事件之前）的战争日志中，记述了这种不断增长的危险，并作出如下结论：
“作战的困难在增大，照此发展下去，必然会蒙受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损失，从而使潜艇战的战果和获胜的希望大大减少。”
从1942年9月2日至8日的战争日志中也可看出，潜艇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它们必须估计到随时都会发生战斗行动。在短短的几天内，7艘潜艇被飞机发现，分别遭到袭击，或被炸沉。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结束战斗已无可能，但艇长们在自行处理这些情况时还得考虑救援问题。
因此，在U…156号潜艇击沉“拉科尼亚”号后，艇长根据惯例对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可履行救援义务等问题作出决定。他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判断之后，就进行救援工作，并把这一切通过无线电报向我作了汇报。
在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和经历，我难以相信，在空中危险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救援的潜艇会不发生战斗。因此，我考虑，是否应该阻止他执行救援义务，这样做在军事上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按照我的看法潜艇所面临的危险实在太大，或者是否应批准他这一行动，但必须对他提供支援。最后我决定，即使有其它的军事行动，我也要支援他，以救起811名英国人中的800名，1800名意大利人中的450名。我取消了驶往开普敦海区的那几艘潜艇的行动，把它们迅速派遣到“拉科尼亚”号的击沉点，以协助救援落水者。
另外，我还把在弗里敦海区作战的U…506号潜艇（艇长维尔德曼海军上尉）和U…507号潜艇（艇长沙赫特海军少校）派往击沉点，并要求在波尔多的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把在同一海区作战的意大利“卡佩利尼”号潜艇也派去执行救援任务，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同意了我的要求。要接收全部的幸存者是不可能的，因而我考虑让潜艇把他们送到法属象牙海岸，在那里让他们上岸。但海战指挥部通知我，将请法国维希政府让接收这些幸存者的法国军舰从达喀尔港起航。
与往常一样，海战指挥部也收到我的电报，领袖大本营也从中了解了有关情况。海军总司令批准了我的决定，但他让人转告我，潜艇在进行救援时不能受到伤害。
希特勒让人通知我，开普敦海域潜艇的战斗行动不能受到妨碍，潜艇在救援时决不许陷入危险的困境。
但是我仍然坚持我所作出的决定。
一开始只有U…156号潜艇在击沉点。头一个晚上该艇救起193名幸存者，其中有英国人也有意大利人。该艇在9月13日清晨又捞救起200名落水者，将他们安置在尚没有坐满的救生艇上。
“拉科尼亚”号在9月12日22点22分被鱼雷击中后通过600米波长的船用电报用英文发出了SSS明码含义同“非保密”。电文，报告其船位及被鱼雷击中的情况。22点26分该船在下沉时用25米波长的电报发出了一个密码报告，并又一次用明码电报作补充，报告它已被鱼雷击中。9月13日凌晨6点甚至连德国的U…156号潜艇也用25米波长的明码发出了下列电文：
“任何愿意援助‘拉科尼亚’号幸存者的舰船我将不对其进行攻击，假如我艇没有受到舰船和飞机袭击的话；我艇已捞救了193人，南纬4度52分，西经11度26分，德国潜艇。”
6点10分该电文在600米的波长上采用国际信号又重发了一遍。毫无疑问，当这些无线电报发出后，英国当局肯定会知道“拉科尼亚”号被鱼雷击中和德国潜艇进行救援的情况。哈尔滕斯泰因报告他艇上有193名被救者，这不免增加了我对救援潜艇安全的担忧。
因此，在9月13日零点27分我用无线电发出命令：
“哈尔滕斯泰因留在击沉点附近，随时作好下潜准备。其它分散的潜艇接纳幸存者的最大数量必须能保证潜艇随时下潜。”
9月14日7点40分我又再次命令：
“所有潜艇，包括哈尔滕斯泰因在内，接纳被救者的数量必须使潜艇下潜时行动能完全自如。”
在此期间，维希政府曾答应，把法国作战舰艇派往沉船点。这样，我就可以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重新腾出潜艇（除U…156号潜艇外），以用于开普敦海域作战。这些潜艇在9月14日7点40分接到命令：“只要艇上没有被救者，立即继续向南航行。”但来自弗里敦海区的U…506号和U…507号2艘潜艇仍被派去与U…156号潜艇一起执行救援任务。它们在9月14日、15日到达沉船点后立即投入了救生工作，一起把救生艇和木筏拖到集合点，以便移交给法国舰船。
这时U…156号艇上已有260（！）名幸存者，后来约有一半移交给U…506号艇，艇上还剩55名意大利人和55名英国人，其中有5名是妇女。U…507号艇也装满了幸存者。
9月16日中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U…156号艇艇长在战争日志中作了如下记述：
“11点25分，在另外2艘潜艇到达之前不久，从70度航向出现了一架有美国标记的四引擎飞机。为表示友好，我在舰桥上朝飞机来的方向出示了2米×2米的红十字旗。飞机突然飞到我们上空，在附近盘旋了较长时间。我艇用莫尔斯信号发出‘从哪里来？’以及附近是否有商船的信号，但没有得到回答。该机向西南方向飞去，半小时后又返回……
“12点32分空中又出现了相同型号的飞机。飞机从艇首80米的高度越过，约3秒钟后投掷了2枚炸弹。当我们解开艇后的系有4条小艇的拖缆时，飞机又扔下1颗炸弹，落在小艇中间。1条小艇被炸翻。飞机在附近盘旋，不久又从2000…3000米的高度扔下第四颗炸弹。炸弹投完后离去。2颗炸弹有1颗在几秒钟后落在潜艇中部。指挥塔象黑色的水钟一样消失了。中心舱和艇首舱报告进水。准备救生衣。命令所有英国人离艇。尔后电池舱里的意大利人也离艇。（我们没有潜水救生员救他们）……
“13点11分，用4个不同的波长发出战时紧急电报，每份电报发3次。重新驶向救生艇，所有的人都离开该艇。撤消进水报告，无裂缝……
“13点45分下潜。潜艇失去平衡，航向270度……
“16点尽一切努力排除故障。
“结果：对空潜望镜不能动，对海潜望镜无法旋转，7个电池舱的电池液流出，其余的也靠不住。柴油机冷却水凸缘破裂。回声和音响探测装置失灵。技术人员在精心而周密地工作。”
哈尔滕斯泰因在9月16日用无线电报告了这次事故的情况：
“哈尔滕斯泰因报告：在拖曳4条装满落水者的小艇时，尽管美国‘解放者’号轰炸机已清楚地看到舰桥上4平方米的红十字旗，但仍5次采用低空飞行对我艇实施轰炸。我艇的两种潜望镜不能使用。救援行动停止，全部落水人员离开潜艇，向西航行。进行抢修。哈尔滕斯泰因。”
当我接到哈尔斯泰因的报告后，立即发出下列命令：
“9月17日0点19分。不要让潜艇的安全受到影响。大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停止救援行动。指望敌人宽容和怜悯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这次敌人对U…156号潜艇的攻击，军事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一开始我就应该下令停止全部救援行动。这次对U…156号潜艇的轰炸充分证明，潜艇的处境是多么危险，而且这些潜艇还装满了幸存者。
在我的参谋部里人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也有人发表了这种合理的观点，即今后我们可以不履行救援的义务。但我却下不了停止救援的决心，因为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最后我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这次讨论：“现在，我不能把这些人往水里推，我得继续干下去。”
当然，那时我非常明白，如果潜艇因遭敌人的再次袭击而受损或被击沉，我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但对下面这种情况我是毫不怀疑的：
根据“拉科尼亚”号发出的SSS电报和U…156号潜艇用英文发出的明码电报，敌人对“拉科尼亚”号的击沉和幸存者的困境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持续4天的救援工作中，敌方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救援落水者（其中约有100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相反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潜艇。
鉴于英方在这次救援中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我决定自挑重担让潜艇继续执行救援任务时，我把接收落水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