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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英国人从濒陆海区向西直到大西洋，都部署了空中警戒力量。英国海军部在那里部署了航空母舰，利用舰载飞机来对付潜艇，以保护这一海域的安全。公海上的这种航空兵威胁，对应在水面执行经济战任务的潜艇来说，是很有害的。1939年9月17日由格拉特斯海军上尉率领的U…39号潜艇在作战海区发现了一艘正在游弋的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并对其发起攻击。U…39号潜艇向航空母舰发射了3枚磁性鱼雷，由于引信过早起燃，使鱼雷未触及航空母舰就已在水中爆炸了。这样就使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丧失了一个获得重大战果的机会。此外，由于鱼雷过早爆炸而引起的巨大水柱使伴随航空母舰的敌驱逐舰发现并击沉了这艘潜艇。但艇员最终还是被救上来了。
1939年9月19日由舒哈特上尉率领的U…29号潜艇在其作战海区对英国“勇敢”号航空母舰进行了袭击。该潜艇很幸运，它发射的鱼雷爆炸及时，炸沉了敌航空母舰。
由于这两件意外事件的发生，英国海军部感到派遣如此贵重的航空母舰在这一海区执行警戒任务太冒险了，于是他们从大西洋撤回了所有的航空母舰。显然，这大大有利于我潜艇对敌商船进行作战。
b。 潜艇艇员们很快发现，商船是通过无线电装置发现潜艇的。当他们发现潜艇时，就发出“SSS”信号，并同时报告潜艇的位置。通常，信号发出后，英国的飞机或海上兵力就迫使潜艇下潜并放弃对商船的攻击。这种特殊的无线电信号（是SSS而不是SOS）的反复出现使我们确信，这种信号是根据英国海军部下达的某个合同命令而确定的，该命令把商船也编入了敌通信网这种做法违反伦敦议定书中的规定，该规定禁止商船参与作战。。不久，英国海军部在1938年下达的一些命令都落到了我们手中（见附件2）。
c。 1939年9月6日，U…38号潜艇在观察时被一艘商船发现，第一次遭到其火炮攻击。两周后，英国发表了一篇关于商船向一艘潜艇开炮并将它驱逐的报道，显而易见该报道是将这件事作为一个值得效法的例子而大加宣扬的。9月26日，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宣布，英国的商船装备了对付潜艇的武器。这样，他就公开证实了：到那时为止被我方发现的个别商船上的武器装备，只是意味着英国开始给所有的商船安装武器装备。1939年10月1日，英国海军部通过无线电广播要求商船从侧面撞击德国的潜艇。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1卷，第353页。
就连中立国的商船也采取了上述措施。U…3号潜艇从北海报告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夜晚明月高照，瑞典‘冈’号商船被我截住。船长在船上。证件可疑。据称船上的36吨炸药是运给比利时国防部的。但商船的位置却在林纳斯内斯以南15海里、280度的航线上。我们正准备将其捕获时，商船突然急转舵高速向潜艇撞来，潜艇只能竭尽全力迅速避开商船的船首，尔后，根据捕获法将其击沉。”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10月3日战争日志。
d。 一般来说，商船也象作战舰艇那样在夜间总是闭灯航行。对潜艇来说，要在夜间判断一个黑影是一艘辅助作战舰只还是一艘商船，是相当困难的。为了弄清真相，潜艇必须紧随那个黑影航行。如果潜艇不断使用莫尔斯灯或探照灯，势必会影响自身的战斗荫蔽性，甚至会在离商船最近的时候暴露潜艇的确切位置。如果那个黑影是一艘有武器装备的军舰，或者是故意给潜艇设下的一个圈套，那末潜艇就有可能被敌人的密集炮火击沉。
敌方采取的各种措施增加了潜艇按捕获法进行经济战的困难，此外，德国在潜艇战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促使德方采取限制措施的直接原因是在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一起事件：1939年9月3日U…30号潜艇击沉了英国的“雅典”号客船。该船在微光下偏离正常的航线作曲折机动航行。U…30号潜艇的艇长认为该船是一艘辅助巡洋舰，因而将其击沉。尽管该艇长处理这件事的愿望是好的，但我还是严厉地批评了他。如果他再稍微仔细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该船并不是一艘辅助巡洋舰。由于这个事件，潜艇在1939年9月4日接到了下述命令：“根据领袖这里指希特勒的指示，目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客船采取敌对行动，即便它采用护航编队也罢。”
由于这个命令，就使客船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客船若采用护航编队航行，就可立即将它击沉。
对所有法国的舰船，也指示要给予特殊的对待。1939年9月3日，潜艇接到命令：“法国宣布从17点起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我方所有对敌行动，包括对敌商船的行动，暂时只能是防御性的。”
1939年9月6日，潜艇接到了比上述更为严厉的命令：“德法之间的局势还没有明朗。我方的对敌行动，包括对付敌商船的行动，只能是防御性的，对发现的法国商船不要阻拦，严防与法国发生意外的冲突。”
由于这些命令，任何一艘法国商船受到的待遇甚至比任何一艘中立国家的商船受到的待遇还要好；因为根据捕获法的规定，潜艇可对中立国家的商船进行拦截和搜查，在它运载禁运品的情况下可将其俘获，甚至击沉。根据1939年9月6日的这个命令，潜艇艇长在拦截每一艘商船之前必须确定该船不是法国商船，如果是法国船，他就无权进行拦截。这对他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在夜间更是如此。
所有这些命令都严重地限制了潜艇的作战行动，同时对潜艇艇长在采取每一个行动之前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的责任更大了。此外，这意味着潜艇面临的危险性也更大了。为了能准确判断所发现的目标，潜艇在白天不得不较长时间使用潜望镜，这样就容易暴露自己。夜间，位于敌舰船附近危险区的潜艇为了识别目标经常延误攻击时间，甚至顾不上抓住最有利的战机，迅速采取行动来应付瞬息万变的情况。
这些命令是希特勒下达的，因为他想让西方列强单方面采取敌对行动，尤其希望避免真的扩大同法国的战争，尽管法国名义上已经宣战。直到这个希望完全破灭，他才于9月底撤消了束缚潜艇对法国舰船采取行动的命令。
同样，海军总司令部的海战指挥部对前面所述英国采取的各种违背伦敦潜艇议定书的措施所作出的反应也是逐步的，谨慎的。随着一系列命令的下达，对潜艇战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也逐渐减少了。最初下达了允许潜艇使用武器对付装有无线电设备、闭灯航行或有武器装备的商船的命令，接着又下达了允许潜艇攻击每一艘已发现的敌舰船的命令（作为对英国下达的其商船应撞击德国潜艇这一命令所作出的反应）；直至后来宣布了作战区，开始只限于局部地区，从1940年8月17日开始包括了英国周围的全都海区。在这些作战区，德国可以对任何舰船不事先发出警告而实施攻击。
可以肯定，起初德国海战指挥机关对执行伦敦议定书中的国际法条款是非常谨慎的，后来由于对方破坏了这些条款，我方才不得不逐步放松直至最后取消执行这些规定详细介绍海战法和国际法在这方面的发展过程的资料有：（1）已退休的海军审判员克兰茨比勒的辩护词，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17卷。（2）赫伯特·佐勒尔的《潜艇战和国际法），见1956年9月《海军评论》杂志副刊第1期。（3）海因茨·格尔德黑尔姆的《海战法中的作战区》，见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论文集，慕尼黑，1952年版。。
由于这些变化和下达关于潜艇实施经济战的命令，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因此，这些事情都是海战指挥部同外交部、国家领导共同协商决定的。与英美给其潜艇部队下达的作战命令相比，德国的有关命令在政治上已相当克制了。如1940年4月初，丘吉尔对斯卡格拉克海峡的英国潜艇下令，昼间对所有德国舰船、夜间对所有舰船均可不事先发出警告而实施攻击。这个命令规定的攻击目标范围大大超过了德军命令中规定的范围。从那时起，甚至夜间在这一海区开灯航行的中立国商船也被英国潜艇击沉。1940年5月8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的声明。
随着1941年12月7日对日战争的爆发，美国也立即宣布整个太平洋为作战区，并在那里无限制地实施潜艇战。由此可见，美国的所作所为走得有多远，而且又是多么不顾政治影响。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在1946年5月11日在纽伦堡法庭对作者的诉讼中明确而坦率地陈述：“为了便于对日作战的指挥，特宣布太平洋地区为作战区。海军部部长于1941年12月7日下令对日本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108…111页）
于是，我作为前线指挥官，从海战指挥部那里得到了上述逐步下达的关于我方出于政治原因而实施潜艇战的各种命令。随着这些命令的下达，我们逐步废除了伦敦潜艇议定书中的有关规定，这完全符合我的心意和要求。由于敌方违反了潜艇议定书的规定，使我们的潜艇面临的危险日益增大，我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认为应该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规定。
即使撇开上述情况不谈，我当然也得服从海战指挥部下达的每一项命令。尽管如此，纽伦堡法庭却认为，潜艇部队司令应对根据这些命令而实施的战争行动负主要责任。
鉴于英国方面在和平时期就已经给其商船下达了一些不符合商船特性的指示，以及考虑到英美在战争中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潜艇战所作的一些规定，纽伦堡法庭并没有因为对德国潜艇战提出的控诉而对我判罪。
从1939年9月3日至1940年2月28日，德国潜艇按照捕获法和上述不断更改的命令，总共击沉199艘商船，总（登记）吨位达701；985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