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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做另一种设想：曹雪芹确实已完成了后四十回，这后四十回终于在猴年马月被我们的红学巨匠们考证出来了。对于《红楼梦》这部“亘古奇书”来说，这一定是幸事吗？不论是人物的个性、情感的纠葛，人际矛盾的错综盘结，贾府的兴衰治乱，以及整体与个体的悲凉走向，在前八十回，不是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了吗？后四十回还能超过前八十回吗？非高则低，超不过前八十回的后四十回就只能是失败的后四十回。“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不但早已预言，而且在花团锦簇、烈火烹油之中渐显端倪，终成暗影。我以为，《红楼梦》其实在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矢孤介杜绝宁国府”那里已经“完成”了。第七十六回“品笛感凄清”“联诗悲寂寞”，第七十七回晴雯死，芳官出家，最多再加上第七十八回的“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这半回，则是写出了完成后的袅袅余音，如同电影终场以后的画外音与字幕。第七十九、八十回写薛蟠、夏金桂、迎春、香菱的事，已经是只有骨头没有肉更缺少灵气的交代了。这两回不管是不是，反正更“像”高鹗的续作而不是原作，说不定高鹗可以帮助雪芹承受点埋怨呢。为什么在抄检大观园以后还要继续写下去呢？欲“干净”将“干净”而终未“干净”的人生百态、人情万种，不是比“真干净”的“白茫茫大地”更耐人寻味吗？而且，找出这四十回来，将给我们的红学界以多么大的打击！最好也不过如阿波罗号真的登上了月球，看到了一个死寂的星球，毁坏了多少关于嫦娥、吴刚、玉兔、桂树的梦！现在，又有脂批与前四十回暗示的“箭头”导向，又有前四十回正文的精彩绝伦而又扑朔迷离的生活与人物本身的发展势头，又有高鹗氏的在相当程度上已获读者认可的续作，又有红学家或门外汉如鄙人之流的种种猜测议论，这是怎样的对于“红楼梦”和“红楼人物”的命运的切肤关注啊！请问，有哪一个小说家哪一部小说有这样的幸运，有这样的成为永久的与普遍的话题的可能？此时无声胜有声，此书无结束胜有结束。不让《红楼梦》有一个符合标准的结尾乃是最好的结尾，不让它完成是最好的完成。这简直是天意，苍天助“红”！如果说遗憾，这遗憾也与整个人类对世界对人生的遗憾，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遗憾共振。正是这种遗憾深化了《红楼梦》的内涵，动人得紧。善哉《红楼梦》之佚去后四十回也。
再说索隐。《红楼梦》不是天书，不是卦书，不是符咒，不是谜语，不是“密电码”，却像天书、像卦书、像符咒、像谜语、像密码一样地吸引着破译与解析。尤其惊人的是，它经受得住这种种解析破译，愈解愈深，愈译愈自成一体，自成一个符号系统。您倒用同样的办法索隐一下别的小说试试。例如索一下“三言二拍”的隐试试！您再也找不着这样“经拉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文本！
这也是一种丰富性，即使是变了形的丰富性。与中国的一般传统小说不同，《红楼梦》的叙述秩序不是服从于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不是服从于小说家讲故事、吊胃口的需要。它写的不是一个封闭的故事而是一片真生活真情感真经验。它写了那么多生活，那么丰满，那么生动，那么千姿百态，既浑然一体又各自具有各自的独立的生命。它好像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好像一个既相对独立又结合一致的集合体、共同体，它并非来自一个胚胎，从胚胎生出第一章，第一章生出第二章，第二章又决定了第三章。那种线性的因果关系派生关系较少需要猜测分析，较少有做出多样的解释的可能。而《红楼梦》的各种人物和事件是多因子多头绪的，既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互为主从的，又各自独立各自运动各自不知道自己的言行的后果。应该说，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比较相对映对照衬托反衬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更需要分析也更耐分析。显然，这样写生活比历来的其他小说更加生活得多。作者有意也罢无意也罢，在他的文学写作中突破了因果报应的传统观念与道德教化范式。我们从书中得到的是生活本体是原生的世界而不是按照某种观念与范式再加传统写法所写下来的小说。生活比小说更富有，生活比小说更耐分析。
变态与狂想（3）
这种分析也包括对预兆、暗示、隐喻和种种被我国人称之为（不可泄露的）“天机”的分析。分析“发展规律”亦即逻辑是理性科学的特征，分析《红楼梦》的发展逻辑当然也是极好的，或者可以说是更好的。但人不仅有兴趣于科学理性，也有兴趣于天机，否认“天机”的存在未必能成功地消除人们对“天机”的兴趣。中华也罢泰西也罢，都有观天象而察人事的尝试，都有对于预兆、谶语的敬畏或者好奇至少是疑疑惑惑。《红楼梦》既然写得真切丰富，富有时间跨度与沧桑感、浮沉感、命运感，其人其事其章节言语不但具有本身的意义而
且具有符号的即预兆的、隐喻的、暗示的意义，也就是必然的了。如果穷根究底，不论是科学主义的或者神秘主义的眼睛，都会发现会觉得人生处处是谜，处处有可以猜到终于不可能猜尽猜透的谜底。《红楼梦》里有真人生，充满着人生，自然也处处是谜。猜谜太过会陷入谜中不能自拔，就像一味读书会陷入本本条条中一样，这也是一种人情之常人误之常。
还有，索隐学派的一大特点是常常对《红楼梦》进行测字拆字的研究。汉字本身的集合性（如形与声的集合，意与意的集合等等）结构性丰富性提供了进行这种或者可以称为智力游戏的拆测字游戏的极大可能。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诗词歌赋，谶语谜语，曲词判词，谐意谐音，藏头去尾，可以说把汉字的各个层次（即不仅表意表音本身的）的功能用绝了用尽了。原（元春）应（迎春）叹（探春）息（惜春），实在难以想象是作者无意为之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宝玉宝钗皆是宝，宝玉黛玉同为玉，当然也不是偶然。咏诗猜谜都有所指，似亦不难看破。有没有至今尚未被完全看破的字、词、句呢，谁知晓？何汉字方块之伟大也，音形义再加内部结构和字与字之间的勾连贯通，“把玩”起来当然是其乐无穷。开篇第一回就讲石头上记刻的这部小说颇可“消愁破闷”“把此一玩”，那么索隐一下，只要不排他、不强人从己，倒也不违破闷与把玩之旨。至于索得是否符合曹氏原意，恐怕就是天晓得的事情了。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曹氏撰写《红楼梦》时的人文环境。清朝的文字狱是可怕的，曹氏要避文字狱就要用许多曲笔。文字狱当然不好，曲笔对于文学倒未必不好。认为绝对自由地肆无忌惮地发泄才能出好文章大概与另一种极端一样荒谬。清代的文字狱中最可怕的文字狱是关于反清复明的罪状之罗织。偏偏索隐派学者要从《红楼梦》字里行间大做反清吊明的文章，愈做愈多，愈做愈津津有味，做起来难以自拔。幸亏雪芹在世时没出这样的索隐者，否则岂不等于碰上了古代“姚文元”，非把曹雪芹索到断头台上不可！这样进行索隐的兴趣，有逆反心理，也有中国旧文人的“闲适”心态在起作用。越严禁反清吊明就越觉得到处是反清吊明的哑谜，就像越怕越有鬼，越防越草木皆兵一样。清后索隐反清，当然就不怕“上税”。解放后，这样搞索隐的人已经少多了，但仍然有，据说贵州一位朋友费了许多年的时间，破译并认定《红楼梦》是一部讲宇宙史地球史的书，他的高论甚为惊人，这里就不引用了。
索隐的由来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根据”。《红楼梦》第一回，石兄向空空道人为自己的故事做辩护时强调：“……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很好，既然写出了“事体情理”，也就写出了世间诸人诸事的共同性、相通性、普遍性。世界的统一性包括了物质的统一性，也包括了规律、道理、“事体情理”的统一性。人们求知常常有知一隅而三隅反的情形，有由此知彼、因小见大、睹物思人的情形。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有写一隅而令读者思三隅，写小而出大，写此而令读者思彼的情形。只要这些“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不包含着入人于罪的恶意，如姚文元的这方面的功夫手段，那么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联想也是可以的。何况欣赏就是再创造，就必然加上欣赏者的发挥乃至加工改造借题发挥呢！由《红楼梦》而联系宇宙的历史，由《红楼梦》而联想吊明反清，说明了《红楼梦》包容的“事体情理”以及文字手段的广博性，也说明了论者主观取视与解释的独特与执着。谁知道呢？也许无材补天，锻炼通灵，静极思动，石而玉，玉而人，人而衔玉，从大荒无稽青埂来回大荒无稽青埂去的概括当真通连着某些宇宙史的道理？也许各种曲笔隐喻至少在手段上与清代怀明文人有某点相通之处？反正人为“红楼”立法，立法到了这一步，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反倒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我还有这样的切身经验呢，三十四年前的那段公案，拙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有一段林震对槐花的感想，说槐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作家老师评论说，作者以桃李比喻大众，牡丹比喻上层（大意如此），而以槐花自许，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说老实话，读后我实在佩服老前辈的博大精微、敏捷老辣，甚至佩服我自己竟这样深刻，动辄颇有含意。一九八五年西柏林举行的关于笔者的小说的讨论会上，瓦格纳教授分析拙作《悠悠寸草心》里的主人公是理发师，“理发”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