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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总是令初来的北方人吃惊。可以想像，种种偏门和曲
道，歪门和斜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
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
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点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
它们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仆，一栋一檐的定向，都严格
遵循天理和祖制，不越雷池。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会。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的
宅院，尤其是一些富宅，其实与北方的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有一些耳
房或偏间，可供主人安置侍卫和女佣；很讲究家族封闭与合和的，有东西两厢，
甚至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置儿孙及其宝眷，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节日大
团圆。在那正厅大堂里正襟入坐，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便油然
而生。倘若在庭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生
出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一直在这样的南国宅院里咳血和
低吟。
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
成了比血缘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
族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又正在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生育一胎化，已
使旧式宅院的三进两厢之类十分多余。要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
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尤其中国突然冒出十二亿人，很难容忍
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高楼大厦是我
们惟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洋人对四合院之类津津乐道，可将其纳入审美和文
物保护的范围，但不必去过分地凑热闹。
这种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展拓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
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
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
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
以反过来浸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
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
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
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本东京
——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
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
遥远。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
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
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们，相当多数已习惯于
一边吃快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
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
网里，或者在汽车急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
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
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这不能不使人遗憾。遗憾常常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
的影子。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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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
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或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
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语言学中曾有“复词偏义”一说，指两个意义相反的字联成一词，但只用其
中一个字的意义。如常听人说：“万一有个好歹，我可负不起责任。”这里的
“好歹”是指歹，不是指好。“恐有旦夕之祸福。”这里的“祸福”，是指祸，
不是指福。
《红楼梦》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贬。”褒贬二字在这里是
被人责难的意思，有贬无褒。《红楼梦》名气很大，后来的国语辞典便不得不收
下这一词条：褒贬，释为贬抑之义。
在更早以前，人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用法。顾炎武先生指出《史记。刺客列传
》中“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得失，偏重在失。《史记。仓公传》“缓急无可使
者”，缓急，偏重在急。《后汉书。何进传》中“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
成败，偏重在败。等等。顾先生的《日知录》搜列这一类例证，后来被很多学人
都引用过。
梁实秋先生写过专文，指出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不合逻辑，但既然已经
约定俗成，大家沿用已久，我们也只好承认算了，不必太吹毛求疵。梁先生遗憾
之余宽怀大度，不似另外一些文字专家，对这种文字的违章犯规行为恨恼不已，
誓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说梁先生是一个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温和可亲；那么钱钟书先生则像
一个更为通晓法律的文字律师，严正可敬。他指出这类现象不过是“从一省文”
的修辞结果，如《系辞》中“润之以风雨”，其中省了该与“风”搭配的“散”
字；《玉藻》中“不得造车马”，其中省了该与“马”搭配的“畜”字。此种法
式，古已有之，天经地义，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
以“约定俗成”通融，或以“从一省文”辩护，还是站在同一立场，奉行同
一法度，即形式逻辑之法，这都让我有些不满足。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
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
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
限。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既定
的陈规。
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祸者福所倚，福者祸所伏，福祸同门，好事与坏
事总是相因相成，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笔者在乡下时，常得农民一些
奇特之语。某家孩子聪明伶俐，见者可能惊惧：“这以后不会坐牢么？”某家新
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见者可能忧虑：“哎呀呀人只能死了。”笔者曾
对此大惑不解，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只是喜中有忧，担心太聪
明会失其忠厚，导致犯罪；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导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灭。
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真伤感”，
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非一般形式逻
辑所能容纳和表达。
语义源于人生经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从这一点看，
《系辞》称“吉凶与民同患”，有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基础，不算怎么费解。《正
义》言：“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这
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间语言素材的实证。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吉凶与民同
患”的强词，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
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固守某种语言定法，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
慧。
从一省文，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
交通规则。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则是否定生活辩
证法对语言的渗透，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无益于语言的生命。“不要落得人家
褒贬”，也许（仅仅是也许）在《红楼梦》中只用偏义，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
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鲁迅先生说人可以被棒杀，也可以被捧杀，对褒贬
皆警惕以待。一个“杀”字统摄褒贬，没法用“从一”之规强迫鲁迅先生“省”
去褒贬的任何一方。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不能没有语言的表达；这种语言的表
达，不能没有法理的运用。很明显，当法理与生活两相冲突的时候，削足适履地
让生活迁就法理，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正确阐释和运用“惧人褒贬”的对义，
更益人神智，更能释放出语言的文化潜能。
复词可以对义，单词也可以对义。笔者较为赞同钱钟书先生对单词对义的态
度。他指出汉字中一字多义而同时合用的特征，如“乱”兼训“治”，“废”兼
训“置”等等，誉之为“汉字字义中蕴含的辩证法”，宠爱复加。在这里，钱先
生终于不像一个护法的律师了，更像一个万法皆备于我的思想勇将和革命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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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鄙薄汉语不宜思辨，夸示德语能冥契妙道，举“奥伏赫变”一词为例，
分训“灭绝”与“保存”两义。后来歌德、席勒等人用这个词，或是用来强调事
物的变易和转换，或是用来强调矛盾的超越和融贯，均深谙德意志辩证之道，用
得妥帖，没有辱没这个词的精髓。钱先生举示这一例子后，嘲笑黑格尔不懂汉语
妄自尊大，称汉语中这类语言奇珍也十分富有，叹中德遥隔，“东西海之名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