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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本来是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可是，大学的学膳费用高得惊人，瞿纯白拿不出这笔钱供堂弟入学。他让瞿秋白参加普通文官考试，以期在经济上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1917年4月，瞿秋白应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4月以后，他又闲置了近半年时间。7月，张勋复辟。为了避开兵祸，瞿纯白委托瞿秋白护送家眷离京去汉口。复辟事件平息后，又由汉口回到北京。这期间，他随同张寿昆（常州中学同学）到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课。①当时的北京大学，上课不点名，如有和上课的学生友好者，是可以混进去听课的。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无钱升学，生活无着，在经济上并不充裕的堂兄家中赋闲，这种接近于穷极无聊的日子，实在难过。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②入学时间是1917年9月。
①参见《党史资料》丛刊总第4辑，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俄文专修馆设在东总布胡同十号（今改二十三号）一座洋式的平房建筑里，原为东省铁路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称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免费招生，经常保持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瞿秋白是在第一届甲班毕业后考入专修馆的，属第二届甲班①。此时，瞿秋白的同班生有常州人徐昭，宜兴人朱某，出入相偕，关系颇好。三人中以瞿秋白用功最勤，成绩也最好②。沈颖回忆说：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校内，无人不知！③
瞿秋白强记博闻，涉猎广泛，除按时上课，完成规定的学科作业外，还按照自己制定的自修计划学习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每天不论多么忙，一定要照自修课程表把功课作完，不到深夜不止。李子宽说：“往访晤，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艰苦”④；沈颖也说瞿秋白每晚读书“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⑤。瞿纯白的长子瞿重华说：“那时候，我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养家，曾在一个法语补习班中兼课，自己编了一套法文教材。大叔（瞿秋白）又利用这个机会，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自学起法文来。想不到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⑥
①《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④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⑥瞿重华口述、韩斌生整理：《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常州教师进修学院编：《瞿秋白研究资料》第39页。
瞿秋白入俄文专修馆不久，瞿纯白家迁居东城根东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路西第一个门。这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小院。不久，云白、垚白来京，瞿纯白特地在后院东屋为秋白兄弟们安排一间居室，放置了书桌、书架。瞿秋白自住一室，两个兄弟住一室，中间有堂屋相通。瞿纯白收入本不厚，增加了几个青年人吃饭，生活是清苦的。李子宽说：“我去时，偶和瞿秋白同饭，常以白萝卜和干贝一两小块或虾米少许就煤球炉上狂煮，以汤佐餐，取其味隽，不需要更加佐料，亦不求量也。”①待客饭尚如此粗淡，平日饮食之寒俭便可想而知了。冬天的北京，朔风怒号，天寒地冻，富人轻裘裹身，尚畏寒冷。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有夹衣蔽体。后来他在上海曾对羊牧之说：“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只穿着夹袄。”
“如何能过？”“现在回想，也不知道怎样过来的，终于过来了。”②
①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②据羊牧之回忆。
苦闷与彷徨
北京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在反复的角逐中，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军阀一度获胜，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两年间，中国几乎完全成为皖系军阀的天下。段政权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北京城里的新贵们欺侮和压地平民百姓之残酷，比起前清的酷吏们绝不逊色。
在绝顶黑暗的社会，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这一切都催促着瞿秋白心灵的早熟。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这个社会使他变得过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他试图解释人生，却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而陈旧的思想资料。这反映出他不满现状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他这时的苦闷和彷徨达于顶点。人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他后来严肃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思想说：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吉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溶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
清末今文经学派，就其学统而言，是汉代公羊学派，主要依据《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的著作；就其中心思想说，是讲求孔子的微言大义，据乱、小康、大同之类。瞿秋白中学时代嗜读康门大弟子梁启超的著作，希望今文经学再生，说明他的思想深受这种革旧布新，去恶改良思潮的影响。
佛学禅宗关于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启发过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佛学从中晚唐到北宋，禅宗战胜其他佛教派别而占居统治地位。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和了悟，来摆脱社会、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瞿秋白在黄陂读佛经时，说过：“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知识不妨广泛，真理是探索出来的。”①他之钻研佛学经典，不是被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牵着鼻子走，而是为禅学哲理思辨的奥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但是，瞿秋白并不是痴愚之徒，没有被佛学的鸦片完全麻醉倒地，他既要出世，又在世间。因为他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口虽说空，行在有中，种种现实的因果实象，都使他不肯也不能够完全陷于佛学的迷惘虚幻之中，而只是要做一个具有“菩萨行”的人。
①周君适：《瞿秋白同志在黄陂》。《山花》1981年7月号。
所谓“菩萨行”，不过是大乘佛教所说的大话狂说。它藐视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称自己是以利他为宗旨，要度尽一切有情（一切动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萨位进入佛位。对于佛学的这种说教，瞿秋白不是从迷信宗教的角度而是从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把它做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规范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为自己行动的准则。他从1923年开始用“屈维它”的笔名在《新青年》、《前锋》上发表文章，这是他的一个不曾公开用过的别名“韦护”的谐音。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丁玲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①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瞿秋白讲佛论经，都以文化救国为其直接目标。“以文化救中国”，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众。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民主两面启蒙大旗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潮流。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希图孤立地解决精神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的邻邦的亿万民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旧饱受苦难贫困，而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