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硗庥惺被辜蛹噶骄啤！北收哂�1979年6月到长汀专门去看了瞿秋白的被囚地。房屋依旧，屋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微长些的天井，原来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瞿秋白平时“放风”就在这小小的天井里散步。
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对敌人说了一个假情况，他说：“在2月初有过一度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雩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去了，至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条“兵分三路”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瞿秋白“出卖我军秘密”的“罪证”，大肆宣扬。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2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击活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事实恰恰证明：瞿秋白虚构“兵分三路”，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至于口供中提到项英、陈毅的名字，则是敌人早已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
5月13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下面让我们引述几段文字：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税的谷子）也完成了。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说，足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热情地讴歌了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经为敌人利用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传。对此，他在“供词”里给予了有力地批驳。
他写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惧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对于王明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对中央的路线说了好话。他写道：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①这一段文字确能说明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份量的。
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多余的话》
从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①。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
①《多余的话》最早刊于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刊登此文。此后，日本、香港的几种报刊，亦有转载，均系铅字排印。1954年以来，经反复查找，海内外迄今未发现该文手稿。因此，《多余的话》以及其他的“笔供”、“口供”等，是否为瞿秋白所写，抑或出诸瞿秋白之口，历来有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敌人也不会不予篡改。我认为，《多余的话》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字、风格等方面加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敌人伪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写；因为敌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是否篡改，既可以说必有篡改，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篡改。我们还是等待着未来的事实的揭示吧。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承认“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对于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