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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了官僚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村养病，不来上班，后来在敌人大搜查时被捕叛变。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每周出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报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的同志，鼓励他们经常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35年1月中央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在中央苏区报刊新闻工作中，他是忠于职守的杰出的领导者。①
①本节参考许焕隆著《瞿秋白》一文（《新闻界人物》二，第54—65页），并借用了其中的一些成文。
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苏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起居室和办公室，设在一个狭小的土房里。房中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文件和书籍。瞿秋白到达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因而生活也最困难。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两到一斤四两；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且职无高低，人无老幼，大家一样。
有些人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往往会丧失奋斗的勇气，留恋或追求物质生活的安逸。但是，在苏区的革命者们却充满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集中表现在苏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
苏区的文艺工作，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以红军大学为中心；一是地方系统，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导。瞿秋白在苏区期间，始终把文艺工作放在自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苏区工农剧社，最初是由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高级干部发起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推广到省县区建立分社。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的《工农剧社简章》明确规定工农剧社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工农剧社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斗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工农剧社支社各在所属俱乐部筹备并举行演戏晚会或表演活报，组织音乐队、唱歌队，以及其他更简易的化装表演、双簧、说故事等游艺；平时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研究戏剧理论及剧本，收集当地材料，练习上述各种游艺，并按时将工作情形及所收集的材料报告分社。”支社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学校、部队、各级苏维埃机关及革命团体组成，隶属于各该团体机关的俱乐部。在一县范围内，已经建立了三个以上支社时，可联合组成县工农剧社分社；然后产生省分社和中央总社。由此可知，工农剧社是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组织。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为此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戏校原称“蓝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给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①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局长李伯钊担任。戏校任务是“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养成苏维埃运动的人材。”②戏校内设中央苏维埃剧团，“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举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助理戏剧学校的实习课目的教授”③。高尔基戏剧学校及中央苏维埃剧团，会同工农剧社中央总社“编发戏剧运动函授讲义，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领导全苏区工农剧社。”④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②《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③《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④《工农剧社简章》。
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业是艰难的。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李伯钊：“路是走出来的。”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戏校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共青团员，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农村青年男女，但文化参差不齐，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难的是教员太少，又多兼职，内中钱壮飞、胡底，每周每人竟担任二十四小时课。经党和瞿秋白同意，决定请被俘白军军官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等专业，并经过一时期工作考验的人来当戏校教员。学生却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广东话，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学生们，他说：“广东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回家，学校关门……你们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整齐而干脆地答道：
“没有！”他们被瞿秋白说服了①。
在讨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强调指出两点：第一，戏校要组织剧团（即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第二，戏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中文娱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瞿秋白认为戏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艺术干部，就失去了创办的重要意义。他还建议调瑞金、长汀等地及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到戏校，开设地方班。他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②
①②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瞿秋白对中央苏维埃剧团的指导是具体的。有一次，剧团演出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剧，剧中表现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这剧每次演出，群众都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召开了剧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称赞这剧的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到处去演，解决群众斗争最尖锐的矛盾，暴露白军的残暴，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增加边沿区群众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剧本中有些台词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入耳。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鼓励大家用老百姓中流行的民歌曲调写歌曲。他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①
①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
②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这时瞿秋白学会了骑马。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有时他到梅村的戏校看演出，或者为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他那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听众总是精神集中，不时发出笑声。一走出校门，总有一大群师生围住他，不让他走。他每次都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哟来”（兴国县青年农妇歌手刘秀章的绰号）的兴国山歌。一阵如雷的掌声把他送走。剧团中两个最小的演员丘兰、郭滴海每次都把瞿秋白送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才回来。
有时他骑马跑远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