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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负责递送文件、护送干部、保护物资运输。
瞿秋白走的大致是这一条路线。瞿秋白化装为医生，在武装交通员的掩护下，大约在1月中旬到达赤白交界地区。这里只能在夜间行进，白天就在山顶上隐蔽休息。有时离敌人的警戒地区很近，不仅可以看到灯光，甚至可以听到敌人的说话声。他们在赤白交界区连续走了几夜后，到达闽西根据地边沿地区。白天在崇山峻岭中行进，晚间在农家住宿。瞿秋白从这里分别给鲁迅和杨之华写信，托人转送到上海。这就是杨之华收到的短笺，和鲁迅在1月28日收到的来信①。2月5日，瞿秋白到江西瑞金。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②教育部视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部长，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在同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毛泽东、项英、张国焘为正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分设各部，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由于瞿秋白身在上海，不能到职，3月间中央政府第八次常委会议，议决以徐特立代理教育部长。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3日，即瞿秋白抵达瑞金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①《鲁迅日记》1934年1月28日：“星期。晴。……得宜宾信。”
②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号称红都、瑞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就分手了，如毛泽东；有的是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分手的，如吴黎平等；也有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很少再见面的，如周恩来、邓颖超等。老友重逢，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石联星的一段回忆①，记下了这样感人的场面：
①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忆秋白》第340页。
1934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先后四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都失败了。这一次他改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同时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连坐、怀柔等政策，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和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懂中国国情和红军作战原则，只凭军事教条进行瞎指挥。他甚至躲在房子里，凭误差很大的地图指挥战事，其荒唐可想而知。战争开始时，李德等人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坚固阵地。1933年9月底，敌军占领黎川后，李德等人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攻打白区敌巩固据点，屡败屡攻，转战于敌碉堡区。11月，福建事变发生，事变领导人愿与红军合作反蒋。毛泽东此时建议，红军主力应突破敌围攻线，进攻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根本重地，迫敌回援，既可粉碎敌之“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李德等人拒绝这一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石飞往建瓯督战，连克厦门、福州，镇压了福建事变。同月，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军事上由冒险主义转为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使红军损失严重，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
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如何领导和开展苏区的教育工作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在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孤立地进行。瞿秋白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①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教育是革命战争时代的教育。“打仗就要象个打仗”——何况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
……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
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这是我们的教育路线。
①《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第62期，1934年6月2日。
以农村为主的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在过去无法求学，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普遍存在。因此，苏区的教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适龄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众性社会教育。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进行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便成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必由之路。
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但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部门，又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把在战争条件下容易放任自流、杂乱无章的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因此，瞿秋白接职视事伊始，便与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等一起，抓紧制订教育工作的各项法规条例。
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会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二十四个。今天遗存下来的是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一册《苏维埃教育法规》。这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这本《苏维埃教育法规》中收录的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关于省教育部报告》中说：会议听取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同志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但瞿秋白这个报告，没有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对于他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任内的具体情况，所知很少，仅从《苏维埃教育法规》中和一些同志的回忆中，略知一二。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所写的回忆录说：秋白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写了一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计划，召集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进行了研究讨论。据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说，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同意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因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①瞿秋白对于苏区教育路线和政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同意过“左”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可信的。他所写的《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中，没有出现“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提法。但是，在制订教育法规条例时，便不可避免地有所迁就，写进某些共产主义教育的提法。例如最后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签署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第一章《总纲》便明确规定：“第一条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
第二条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又如《列宁小学校学生组织大纲》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必须在斗争中劳动中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离开了斗争劳动与实践，专拿书本来读，是说不上共产主义教育的。”
尽管如此，这些法规条例还是力求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使之落到实处，而不使其成为空洞的高超的口号。在法规条例中，强调改善教学方法，正确安排课程，力求教给学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课程设置为例：
国语——“初级小学国语课，应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的三学年中教授儿童以最简易的叙述文的作法，使初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简单语句的短文。”“高级小学的国语，仍应包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的二年中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