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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①
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年5月23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②《文艺新闻》第56期，1932年5月23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期，1932年6月6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①《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2年10月1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③
①《现代》第1卷第6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页。瞿秋白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指出，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