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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布尔塞维克》创刊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的错误，因此，瞿秋白在这里所发表的不少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倾向或影响。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一 第二次赴苏前后
十一 第二次赴苏前后
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8年的春天，气温乍暖还寒，令人捉摸不定。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策停止执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中国支部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来说，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检讨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自然的提到日程上来了。
六大的召开，在八七会议上已有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年3月间召开六大。1928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提出在3、4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下述文件的讨论大纲：C·Y·问题，由C·Y·中央起草；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
又过了两个多月，共产国际的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到达中国。4月2日，中央常委开会，传达了这项指示。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这个决定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给以很大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
离沪赴俄前，瞿秋白、周恩来与留在国内负责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部署。4月间罗亦农被捕，暴露了党组织不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瞿秋白、周恩来和国内留守同志对此作了周密研究，并由中央于5月18日发出第四十七号通告，规定了关于整顿发展组织和秘密工作的九项具体措施。6月4日，中央又根据他们出国前的决策，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主义；红四军应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工农，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并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组成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起了重大指导性的作用。
1928年4月底，瞿秋白离沪赴俄。4月29日，一夜大雨。第二天早晨天空还是阴晦的，下午又下起雨来。瞿秋白化装来到码头，登轮启程。船行两天，抵达大连。从这里上陆，转乘南满铁路的火车，经中东铁路，从满洲里秘密出境。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然后从这里乘坐马车，到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楼分三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此厅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瞿秋白、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三楼也住代表。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碧绿，正是初夏的景色。
6月中旬，多数代表已经到达。14、15日，召开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议。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也出席了会议。会间讨论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在6月17日以前，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中国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同志提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他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这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这个生动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
6月17日，周恩来、瞿秋白分别主持了下午和晚间举行的预备会，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
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主席团中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在我们党的五大和六大之间，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反革命势力一致行动，来压迫、屠杀我们，甚至集合全力来消灭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虽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同敌人斗争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光荣历史。可惜，由于党中央陷入了机会主义，使革命遭受失败。八七会议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党内还存在许多错误倾向，如盲动主义等等。这次大会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一切变形的机会主义。瞿秋白要求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尤其希望负责同志将经过的事实报告出来，由大会指出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使全党明白。他说，六大一定能够纠正一切错误倾向，使党走到正确路线上来，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从6月19日起，大会开始正式议程。当天，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长达九个小时。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与斯大林的意见一致。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早在4月间，他已写成一个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约十万字，分为三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在口头报告中，他只就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加以阐述和补充，分为五个问题：1．中国革命问题；2．过去的教训；3．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4．革命形势；5．党的任务。口头报告长约七万字，也讲了九个小时。银色别墅的安宁的环境，给六大的代表们提供一切方便的条件和充分的时间，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这与在白色恐怖中，在国内匆忙地召集言不能尽意的会议，条件之悬殊，真有天地之隔。这也许是一些报告的时间，安排得相当充分的原因吧！
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正确地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主义，他进行了自我批评，也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他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带有着国民党主义的余毒”，①“八七后认‘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然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②他希望全党对于盲动主义有深入的认识，他说：“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③
①②③《秋白同志报告》（手稿）。
盲动主义表现在土地问题上，是主张没收所有一切土地。瞿秋白在报告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瞿秋白指出，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地方如果要巩固已有的革命成果，他们必须向外发展，在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导引起周围的其它地方的农民群众。我们现在对于农民，要领导他们在各种环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争方式，凡是农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刻领导他们斗争，从抗租抗税乃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更进一步的“割据”——这“割据”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扩大这一个形势。这里，瞿秋白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是非常宝贵的。
在批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问题。他说：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过程中，表现出大多数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以为单纯依靠枪杆子就可以获得革命胜利。他说：须知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解放，非用枪械所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