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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对此，与会者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②。会议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正确的，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不愿意去，瞿秋白和李维汉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预决定呢。”③张国焘到九江、南昌后，仍对张发奎抱幻想，阻挠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等一致反对。对此，瞿秋白后来说：“南昌暴动之前，我是主张贺叶独立举动，张发奎来与不来听其自便的”③，张国焘“主张等待张发奎之态度，必须联张动作。他还主张中央可以迁九江，有随军出发的倾向，一直影响到他南昌暴动临动手时之动摇。”⑤
①张国焘致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1927年11月30日）。
③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报告（手稿）。
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自己的武装力量，同中国的反革命武装进行战斗了。
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7月29日，汉口全市戒严，湖北省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30日，何键在汉口大肆逮捕共产党，仅市党部被捕者即达百余人，重要人员都被枪杀。8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军制裁共产党。5日，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布告，宣布共产党“罪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枪杀多人。8月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发表演说，叫嚣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第二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清查共产党办法，规定：著名的共产党人，应由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有共产党嫌疑者，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共；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
武汉地区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了。
在革命高潮中参加共产党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莫测，那些投机分子，动摇分子，有的声明退党，有的自首叛变，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屠夫。脱党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①有些党的组织准备解散，并影响到工农群众的动摇和恐慌。
①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的方针，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回到汉口，从参加南昌起义的决策开始，就在实际上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的工作，这一方面由于五人常委中已有三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参加南昌起义，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在党内的威望。
在瞿秋白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李维汉、张太雷和罗明纳兹参加，对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紧张的筹备。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都参加了会议。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形势非常复杂危险，28日未能集会，不得不将会期推迟。8月3日，常委开扩大会。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浩（林育南）等。张太雷、李维汉报告了与共产国际代表谈话结果。扩大会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中国革命新的转机，我们应该接受并据以制定新的策略。在听取张浩汇报南昌暴动情况后，瞿秋白说：对于农民运动，已有决定。湖南农民应夺取政权，再加上武装力量，一定能够成功。会议还讨论了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要陈独秀赴莫斯科述职一事，会议决定，在等候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请假不赴莫的复电的同时，还是劝他服从共产国际决定赴莫。扩大会议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
原先打算多通知一些同志到会，可是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通知也无法到会。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尚未去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这次会议的会址，在汉口市区中心地段的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这是一个英国人在1920年修建的三层楼公寓，名叫怡和新房。租赁者多为外国人。当时，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住在这个公寓的二层。一层是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隔壁也是一家商店，叫惠露公司。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小平）具体组织安排了会务工作。他在会前三天就来到会场，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直呆了六天。接到通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再外出，夜晚不顾酷暑薰蒸，挤在房中席地而卧，吃的是干粮（面包等）。房主人洛卓莫娃对大家说，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起草文件，是会议前的另一个筹备事项，实际上是为会议制定方针、政策。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局，在会前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作为会议主要文件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是由两人共同商量，交换意见，先由罗明纳兹以俄文起草，然后由瞿秋白译成中文。李维汉回忆说：“八七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在瞿秋白家里，瞿秋白在那里翻译告党员书”，“直到八月七日的清晨瞿秋白还在翻译。”①苏兆征也参加了部分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中央紧急会议便在8月7日秘密举行。会议从上午开始，紧凑而高效率的按预定程序进行，一直开到傍晚结束。
①李维汉1971年9月26日、1972年10月12日两次谈话。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二位俄国同志纽曼、洛卓莫娃。
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他代表常委报告了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并向到会同志说明，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能开一天，发言要扼要。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他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然后，他就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其内容包括：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他的报告很长，而且他讲一段，瞿秋白替他翻译一段，几乎用完了上午的全部时间。
午饭后，代表们就罗明纳兹的报告进行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揭发和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对告党员书草案提出几点补充意见：（1）在国民革命和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党只看到其上层领袖，而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然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采取过去的态度；（2）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应明确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4）要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等等。
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结论。他就鲍罗廷、罗易、维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随后，瞿秋白宣读告党员书，代表们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织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我们这两条路。过去，党的领导机关犯了错误，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过去当我们能够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不允许我们包办，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宜了。在武汉政府反动时，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新政策的开始，内容是很坚决的。八一南昌起义，我党走向新的方针。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瞿秋白在报告中还指出，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因此，今后（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还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