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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日晚9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作任务。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2月24日晚9时，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天晚间举行会议，讨论分析形势，研究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先后出席了2月25日至28日、3月1、2日的会议，分别对宣传工作、市政府民选、攻击兵工厂等发表了重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书面和口头意见，都是正确的。
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汉。
支持毛泽东
武汉是在1926年10月10日，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攻占的。武汉大捷使一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无比的振奋。同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电汪精卫，要求他即日由欧洲返回国内，销假视事。11月，鲍罗廷、宋庆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正式办公。但是，曾经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提出迁都南昌。他截留第二批由广州迁往武汉的谭延辏Вü裾飨⒄啪步ü竦持谐；岽飨⒄倏街醒胝位嵋榱偈被嵋椋米跃龆ü裾椭醒氲巢扛那ㄋ刂频哪喜Ｎ浜旱墓膊橙恕⒐竦匙笈珊腿嗣袢褐谕槭男芯督辛思峋龆氛蛊涓那ㄒ跄蔽茨艿贸选�2月21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月上旬，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Ш鸵徊糠种醒胛庇赡喜酱镂浜骸�
1927年3月间，当瞿秋白踏上江汉码头的时候，距他第一次来武汉已经整整过去十个年头了。旧地重游，时势剧变，已有天翻地覆之感。作为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所在地，武汉俨然成为革命的中心地。正在启程返国的“左派”领袖，文质彬彬而又高唱革命的汪精卫和他的拥护者们，似乎与长江下游的杀机毕露、摧残革命的蒋介石派形成了明显的尖锐的对垒，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也准备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将在这里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先期到达这里，为的是就地参予指导五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不久，约在4月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在轰轰烈烈中，也潜伏着危机。暗里明里的反动派，集中而猖狂地攻击席卷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打击这股反动的逆流，于1927年初深入到湖南农村进行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报告只在《向导》刊出一部分，便被停发。瞿秋白到达武汉，读到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钦佩和赞同，并为其被停发表而感到气愤。4月中旬，他把这篇报告交给共产党办的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广为传播。书名改称《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是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各本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4月11日深夜，瞿秋白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而又旗帜鲜明的序言。他写道：
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当皇帝。……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人说的话！
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事实雄辩的证明，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的一栋二层楼房内，楼下是中宣部机关，楼上就住着瞿秋白。他除了负责中央的工作、主持宣传部外，还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工作非常紧张。他到军校讲课时，不得不穿上军服，但回来马上就脱掉，依然是文人风度。这时，正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