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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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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选择”。他们公然为逞凶杀人、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开脱:“日领甚表好意,国际事件,甚赖各国之相助,愿国人亦分别视之。”他们居然劝告工商学界停止罢工、罢市、罢课,开市、复工、上课。对此,瞿秋白怀着强烈的憎恨,在为《热血日报》所写的社论《监督政府的外交!》、《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中;严厉地质问他们:“蔡、曾两人究竟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日本、英国、美国?”“这种政府代表,我们还能避免和他们冲突?还能相信他们办交涉不辱国权?”①“蔡曾这种口吻,简直是代表外国人向国民宣战”,“这种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国人格的大耻辱,简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②在帝国主义走狗北京政府的欺骗和压力面前,中国人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因此,“必须用‘坚持’与‘团结’这两个武器,……坚持的反面是‘速了’,团结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与‘分裂’这两个口号,都是奸人暗中破坏我们此次运动之武器,我们要防备!”③

  

  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9日社论。

  ②《热血日报》,1925年6月10日社论。

  ③《热血日报》,1925年6月6日社论。

  果然不出所料,帝国主义者在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又采取欺骗分化、威胁利诱的诡计,使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脱离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总商会,为了左右运动的发展,另外组织了“五卅委员会”,竟把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改为十三条,删弃了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重要条款。一些学阀、政客如梁启超、丁文江、顾维钧、唐绍仪等“高等华人”也发表文章,同军阀、财阀一起,破坏爱国反帝运动。对于这种无耻的叛卖行为,瞿秋白先后著文数篇,予以无情的揭露。在《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一文中,指出,总商会代表一小部分殷实的大商人,钱多势大,理应赞助反帝爱国运动,而实际上“却第一步就破裂这一民众的对外运动”,他们“要的是保障外人在华利益”,“完全牺牲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①在《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上海总商会却还要反对民众的团结》一文中,瞿秋白号召“大家赶紧起来反对,尤其是商界,不应当让这少数人垄断,冒名代表全体商人。”“当今最紧要的事,便是乘这民气伸张的时候,把学生、工人、商人都严密地组织起来,甚至于乡村中的农民,也应当帮助他们组织。有了这种组织之后,民众才能有真实的力量,才能持久的和强暴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去奋斗”②。

  

  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14日社论。

  ②《热血日报》,1925年6月15日社论。

  6月中旬,传来北京政府交通部禁止工人集会,取媚外人;湖北军阀萧耀南在汉口枪杀爱国者。瞿秋白立即写《推翻媚外的军阀官僚》一文,指出军阀官僚“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爪牙,残杀同胞,压迫平民的爱国运动”,全国人民“应当立刻起来反对,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刽子手!”“推翻这种政府!”①

  《热血日报》尖锐地批评了对帝国主义实行退让妥协的谬论。瞿秋白著文指出:“我们应当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②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军阀政府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们“一致以全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这种制度”③。“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④。他明确指出:“总之,我们民众要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奋斗,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国,不再受人屠杀!’⑤只要是对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利,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但绝对不可接受戴季陶的荒谬主张,把敌人当成了朋友。

  

  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19日社论。

  ②③④⑤《热血日报》,1925年6月22日社论。

  《热血日报》以其战斗性、鼓动性、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出版至第十期,销数即达三万份,投稿来信或亲到报社接洽者,每天有一百来人。远至江西、山东的读者,也纷纷投书寄稿。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是真正的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属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战斗者的。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是容不得这一张革命爱国的报纸存在的。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在6月23日开市后第四天,6月27日《热血日报》便被封禁。

反击戴季陶主义

  五卅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广州和香港工人从6月开始,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显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国共产党所显示的杰出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使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感到恐惧,他们聚集、形成为新的右派势力,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一起来阻挠革命的深入发展。于是,在这年8月,发生了右派暗杀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的事件,廖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刺身死。与此同时,反动的戴季陶主义也应运而出笼了。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革命营垒的分化;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思想方面,面临着一场无可回避的尖锐的斗争。他说:“思想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时的‘伟人’:梁启超、章行严、梁漱溟、张君劢、胡适之、戴季陶、独立青年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狮》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①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击戴季陶的进攻。

  

  ①《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做投机买卖。五四运动时期,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他曾经涉猎、研究并介绍过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工运动,在严密的科学理论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他也承认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称赞过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性。但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和立场,使得他在工农大众的革命浪潮中退缩了,转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一大后,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籍,“做成一纯粹之国民党”,①遭到拒绝。失望之余,于1924年6月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一方面说服一些人脱离革命,参加右派营垒,沈玄庐就是其中著名者②;一方面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歪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共合作。1925年5月,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起草宣言,极力主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原则”,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运动后,革命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6、7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一套反动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革命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进行全面的攻击。戴季陶主义是以反对阶级斗争为核心,以阶级调和为理论基础。其特点是:借孙中山的口号(如“大贫小贫”论),否认中国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借口国民革命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不能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标榜自己拥护工农利益,要对他们施以“仁爱”。戴季陶用儒家的“仁爱”学说解释孙中山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攻击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他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烟幕。戴季陶提出必须以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戴季陶主义作为统一战线“共信”的基础,对于互相间没有“共信”的共产党人,要用“排拒性”“独占性”加以排斥。或者是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或者是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戴季陶的谬论以“中正”面目出现,说三民主义是“温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义;它既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即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而其实是要打倒共产党。

  

  ①戴季陶致蒋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

  ②沈玄庐因参加右派反共活动,于1925年被清除出中国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和广泛传播,是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标志;是为蒋介石反共篡权作舆论准备的。

  瞿秋白洞察到戴季陶主义的本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须粉碎戴季陶主义。8月,瞿秋白写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随后,又陆续写成《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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