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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198页。
这时，刚刚诞生半年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农民运动也在广东兴起。面对中国工农革命斗争的新形势，瞿秋白回到北京不久，于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从政治上新旧两大营垒的斗争入手，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但有些人对自己估计过高，没有看到知识分子阶层在阶级分化中的复杂性，从而忽视了工农群众的力量。胡适曾说：“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①，当时党内有人如张国焘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一种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针对这种观点，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②，它一部分是士绅阶级的，是以议员、政客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他们是“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经受“欧风美雨”薰陶的“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③青年学生在新型的知识分子中，和官僚在旧式的知识阶层中，都占重要的地位，前者是“民治派的健将”，后者是“专制派的镖师”④。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新型的知识分子还应当知道，他们是“受用生产的剩余——劳动平民的血汗，方能有此‘知识’来代表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何况在此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关头！”⑤新型知识分子应当做“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⑥，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工农群众连结一起，以工农群众为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高潮到来，不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正确地阐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①②③④⑤⑥《政治运动和知识阶级》。《向导》
回到北京，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瞿纯白仍在外交部做事，月薪约二三百元，但在京城居大不易，一些必要的排场不能不讲，家中雇佣看门人、车夫、女仆，每逢年节必备礼物向亲友、上司敬献；这一笔花销，只能维持一个虚假的体面，家中饮食并不好。瞿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李大钊准备介绍瞿秋白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当时北大俄文系只有三个俄国教师，没有中国教师，也没有系主任。但北大实权掌握在反动派手中，迟迟不发聘书。北京政府也准备聘用他在外交部任职，月薪二百元。但瞿秋白拒绝了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颇使堂兄不解。事后，瞿纯白才知道，堂弟已属于共产党人，从此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了。
瞿纯白的住宅，是一个不算小的宅院，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偏院，左边第一进是前院，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瞿秋白住在前院的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瞿纯白夫妇的房间相对。右第二进的大院周围有三个小院，分布着厨房、客房、洗澡房等。夜里，瞿秋白经常伏案写作，睡得很晚。白天常常出去。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去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瞿纯白夫妇和侄儿重华、小农，绘声绘色地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夏之交。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罢这首歌，他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接着他耐心地向重华讲解工人、农夫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若没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也都笑了起来。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在此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但由于译文不够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配译中文歌词。瞿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经过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①。
①瞿秋白在译文附语云：“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再则法文原稿，本有六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三节，中国译文亦暂限于此。”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发生后，北方工运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瞿秋白后来也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并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并为这些刊物撰稿。当时，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党中央的这三个机关刊物，大致分工是：《新青年》侧重理论问题；《向导》侧重政治评论；《前锋》侧重经济理论。但是实际上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把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专刊，并亲自题写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牢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铁窗中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飘展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创刊号的十五篇著译文章作品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理论文章六篇，及创作歌词《赤潮曲》、译词《国际歌》各一首（篇末附歌曲词谱）。稍后出版的《前锋》创刊号，在十篇文章中，瞿秋白写有三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在《向导》上，瞿秋白写的评论文章很多。同时，他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
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开创阶段，亟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并把这些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瞿秋白深深知道：“中国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国无产阶级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们，包括瞿秋白在内，担负着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度里探索革命道路的使命。他们要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独创性地找出一条适合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而并非想‘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列宁说：‘自然………与其要革命，毋宁做革命。’我们固然很愿意从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著，但是在现时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既不应幻想明窗净几闭户著书的余暇，那么，仅只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试作……也就未始无益哩。”②瞿秋白谓为“试作”，并不是自谦之词。在探索革命路径的过程中，包含着失败和胜利，再失败，再胜利。每一个探索者的理论都不免包含着正确和偏颇，成功和失误，不存在任何“天纵之圣”。来自知识界的瞿秋白，对于知识界包括其中先进的思想代表的弱点，似乎看得更真切，他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③他深知自己“幼稚”，有许多的“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④，严肃地告诉党内外的同志：“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⑤这些话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情操，表现了共产党人胸襟博大，心地坦白的品质。这种情操和品质，是只有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才具备的。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⑥。这是瞿秋白给自己也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他自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力求严格遵循着这一方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