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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早晨，已经上课了。可她没来。我们去接她，一直接到苏军兵营也没接到。我们正愣愣地朝城里的方向眺望，突然，看见她披头散发，衣服撕破了，半裸着上身，嚎叫着从兵营里跑了出来，仿佛是疯了一般。等我们几个回到学校，只见所有的学生都站在院子里，鸦雀无声。只有女教师的哭泣声，阵阵从教研室里传出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柔弱悲痛的低泣声，仿佛是无数根钢针扎在我幼小的心上！
第二天，她没有来上课。从那以后，我没有再见到她。后来听说，苏联红军在小北山上要枪毙两个犯纪律的士兵，正要开枪的时候，她跑到山顶上，苦苦地哀求，才把那两个士兵从枪口底下救了下来。
1957年整风的时候，听说她把这件事的经过谈了出来。接着反右。她因为“美化自己”、“诬蔑苏联老大哥”、“破坏中苏友谊”的罪，名受到批判。1958年，因为她后来执教的这座学校所定右派名额不够数，便给她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一年，我考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离开了家乡；有一年暑假回家，听我额娘说，那年第一个来到我们八里村办学的女教师投海了，身后还扔下个小女孩。我躺在炕上叹息了半宿，流了不少泪。她死的时候，也许才二十几岁吧？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回家乡采访，中间去了八里小学、县教育局，还到过七里小学和八里小学的几位教师家里，还托了好几位我中小学的同学，打听我那位乡村女教师离开八里小学以后的情景，以及她现在何处。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四十年了，人世沧桑，也难怪！
我怀着抑郁惆怅的心绪，只好去了海边，去了那个据说是她投海自尽的地方。看天水一色，听海涛喧啸。我镇日徘徊在海边，是寻觅她的足迹、笑语，她的泪痕、遗恨，还是她在人世间的绝望？是悼念当年那位美好善良、然而命运悲惨的少女，还是被扼杀的年轻的生命？不！我是从心底里在呼唤她，呼唤我儿时启蒙老师远逝的英魂！
我弯腰拾起一个贝壳，仿佛就是当年她拾起过的那个，那么洁白无瑕，在沙滩浅浅的海水里闪着耀眼的光亮。于是，她甜甜的笑语，俊美的面容，又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个从大连师专毕业、家住金州南城外，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到山村来办学的女教师，那个像姐姐又像母亲，给了我爱，给了我温暖，使我苦涩的童年添上了许多欢悦色彩的温柔善良纯情可爱的少女！
哦，我儿时的启蒙老师！
我望着她葬身的茫茫无边的大海，向着也许至今还游荡在蔚蓝大海上的不死的师魂，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老师，你柔弱而伟大的灵魂，永远和你的学生同在！
二
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曾经有过幻想，有过梦。但，却不是当作家的梦。
说来惭愧！我这个人开化晚，当过三年的小樵夫，已经十多岁，才实现了我孩提时代的第一个梦，——终于上学念书了！读初中的时候，看见有的同学拿着一本厚厚的、比教科书还大的书，在课下阅读，我就纳闷儿，不知道那是什么书，偷偷地窥视一眼，——是《红楼梦》！说真格儿的，我当时真不知“红楼”为何物！不过，我曾梦想过当音乐家！
现在想来，可能因为我阿玛会吹箫的缘故。他的箫，吹得动听动人。山村月夜，他的箫声常常吹得几里地以外都听得到，——清彻透明，酣畅淋漓，醇美似秋天甘露；淡泊高远，婉转幽深，清越如山间清泉。小时候，我常常披着我额娘的大襟夹袄，拿着小板凳，到院子里，坐到我阿玛身边，望着冷月畔不停地眨动眼晴的小星星，听他吹策。
在初中二年级，我诌得一首曲子，居然在一个铅印的小刊物上发表了，我偷着乐了好几天，险些把我乐出屁来，于是我的兴趣陡然大增。回到家，把书包往堂屋高桌上一扔，便拍案击节，边敲高桌边哼哼，作起曲来了。敲得破高桌叮当山响，简直是如痴如魔！如醉如狂！我绝对相信我将来能成为作曲家！可谁知，下了夜班正在睡觉的二哥被我吵醒，他从炕上一跃而起，把我臭骂一顿，声言如若再吵得他睡不着觉，上夜班打磕睡口了工资，就不给我开饭，甚至声言不许我再念书！从此，我的作曲的兴趣大减，我仅有的那点儿音乐“天才”，便湮没在那一顿臭骂声中了。我有限的几个音乐细胞、彻底的破碎了！
我的音乐家的梦，也就从此破灭了！
我常常站在家乡的渤海之滨，望着茫茫的大海，惆怅、茫然，不知将来干什么好。
到了高中，我又转了志向，梦想当个工程师。那是因为我大哥是工程师。他二十几岁就有创造发明，1948年，二十五岁，便荣获了旅大地区特等劳模的光荣称号。1952年他以工地主任和工程设计师的身份，为他所在的工厂建造了四栋集体宿舍大楼。1953年，他却被当着贪污受贿的“大老虎”打了几个月，不许回家，不许睡觉，交代问题。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可能不贪污受贿？但是查实的结果，他没食一砖一瓦，没受一分钱的贿赂！可仅仅几个月，他便被折腾得脱了一层皮，变了相，待回到家中嫂子险些认不出他来了！经过辽南大地震，经过四十年的风雨春秋，而今，那四栋大楼，依旧岿然不动，无一裂纹！他对机械、水暖、建筑什么的，也无所不通，简直就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天才！他小学没有毕业，人们说他隐瞒学历隐瞒历史，他被迫填了假学历：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人们这才颔首称是，信假为真。后来，1955年“肃反”，“里通外国”的嫌疑，便是他被送去“劳教”的原因之一。“文革”开始，他被遣返回乡。在农村，他创办了乡镇机械加工企业，为生产队赢得了大量的经济效益。于是队里的领导干部想方设法阻挠他平反，他如果平反，人一走，那队里的经济损失可就太大了。
啧啧，多么仁慈的伯乐！
大哥四方奔走，八方呼吁，疲于奔命，直到1982年，才终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然而，他已心力交瘁。四年后，死于癌症。
呢，苍天，你断送了一个天才！
呜呼！我的一身鲠骨、两袖清风的兄长！
当时，大哥给送去“劳教”，我想：原来，当工程师比起当音乐家的日子更不好过！从此，我便不敢再有当工程师的梦想了！
高中毕业，报考志愿时我便转了志向，报考了中文系，一心一意做着将来当作家的梦。但是，我命途多外，出了大学校门，虽然混迹于文艺界，我却只在《北京文艺》（即今《北京文学》）充当一名编辑，成天埋头于稿子之中。住在北京市文联的集体宿舍里，一抬头便望得见窗外矗立在长安街北侧电报大楼的钟楼，夜晚听得见钟楼的钟声。这样，一直干到“文革”开始。
《北京文艺》因为发表吴哈的《海瑞罢官》而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说是“三家村”的分店，连编辑们也统统都给赶出了北京市文联，扫地出门，清理阶级队伍，接受革命的大批判。直到这时。我方才大彻大悟，大梦方醒！我决计今生再也不当编辑！
有一年，北京市委把我调去搞京郊区县文化工作调查，干了半年，搞了两个调查报告，虽然深得领导的赏识，但终觉非我所愿，再四要求去搞创作。无奈那时作家们也都在农村下放劳动，我便去了一个剧团帮助搞剧本，这是我和戏剧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于是我离开了市委那座红毡铺地的大楼，到山东鲁南地区深入生活。两年的时间里，四下鲁南，历时八个多月，与老根据地的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夜晚一铺炕上聊，白天一张桌上喝玉米面粥。那粥稀得如同“洪湖水浪打浪”，不过我至今不悔。我到过十多个县，查阅了上百万字的战史资料，访问过百多人，写了一个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收抄延安整风文斗的剧本。
到了1974年，北京市剧院团创作人员召开创作会议。文化局一位姓马的局领导找我个别谈话，动员我放弃这出戏，他说；“在山东抗战的是115师，而115师的师长是林彪。从你主观上肯定不想为林彪树碑立传，但假如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你倒没什么，我可就负不起这个责任了！”我说：在山东坚持抗战的虽然是115师，115师的师长虽然是林彪，但是整个抗日战争，林彪从未到过山东。他一直在苏联养病！山东的历史，是山东人民创造的，山东的抗战史，是山东抗日军民创造的，与林彪无关！然而，这位局领导，仍旧继续动员我放弃这出戏。言语之中透着诚恳、真挚，坦率！我为他为下级着想的精神而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意放弃这个我实在不愿放弃的剧本！可他太诚恳了，他大使我感动了！
但是，十分钟以后，仅仅十分钟，在全市剧院团创作人员大会上，还是这位马领导，却突然发难，慷慨激昂：有人，用剧本“企图为林彪树碑立传”！“九。一三”以后，这是多大的帽子啊！他简直要置作家于死地！会后，他责令剧团派人四处调查这个剧本的历史背景。无疑。这是“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专制的丑剧。这出戏，当然只有流产了。整个这件事，真是滑稽！如同一出滑稽戏！我却被打得好几年抬不起头来！
人闲着要生蛆。剧本不排便没事干。于是我发愤把这个剧本改成小说。世人都是将小说改成剧本，我却不得不将剧本改成小说。这就是后来全国一百多家电台相继播放的长篇小说《使命与情网》。这部小说连续两版四次印刷，发行四十多万册，四次向国外订户发运。
戏剧作者写小说。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水土流失”。我大约是较早被迫“流失”的一个吧？
我终于做成了一个梦！
但是，这却是一个苦涩的梦！一个孕育的是剧本、问世的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