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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文明起源课题的内在规定。
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由于它自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又与重大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故一直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近年间受到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和考古成果的刺激，进展尤为快速。“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完成，确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始年，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迸发出巨大的推动力。李学勤为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在北京的召开（2000年7月），以及“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都表明这一讨论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展。
伴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导入，讨论文明起源的理论标准首先受到触动。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有关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依据该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按照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而奴隶制时代是必须经历的社会阶段。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五种社会形态”只是若干模式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选择；奴隶制更不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故宫博物院张忠培先生，在近年间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就明确无误地否定夏商周社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言表的。
“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八十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的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但在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唯一方式，经由酋邦——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是一种更具备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先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他的概括是：（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得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七十年代之前。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八十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遍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就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张光直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对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把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大溪文化等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大力论证了其它区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一元说”。张光直先生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先生研治考古学和殷商史，后赴美进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约四十年来，张光直的名字在海外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他所提出的“文明的连续与断裂”的理论，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史和考古学不得不刮目相看。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张光直在八十年代之前曾经是“一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披露，他在198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碰撞、促进中形成的。他的这一理论，颇具辨证思维的色彩，一方面否定了中原文明一枝独秀的传统之说，另一方面在论证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又强调中原文明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显然，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更加令人信服。
在最近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讨论意见，在承认各个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同时，提醒注意在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夜，中原地区之外的其它文化，不管曾发展到如何令人惊讶的程度，却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而龙山文化则吸收了其它文化的优长，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序列，还明显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直接为其后的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特别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之后，有学者推定它是黄帝时期的城址，成为这一新说的考古支柱。对这一新说加以理论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安志敏、严文明、李先登先生。安志敏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原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核心。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为中国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李先登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