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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肚子疼！”
“我觉得恶心！”
“我难受死了！”
大家连滚带爬地躺到了各自的床上，一边痛苦地哼哼唧唧，一边还在坚持聊天。
“刚才忘了看，该不会是麦乳精过期了吧。”
“咱们可能食物中毒了！”关键时刻，一室之长做出了冷静、合理的分析。
“天哪，我吃得最多！我不会被毒死吧？！”我们其余6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去食堂吃饭，也没去教室上晚自习，7个人一直躺着聊天。10点钟熄灯后还被宿舍楼查房的老师敲了好几次门警告：“413，还不睡觉，整个楼道就听你们的声音了。嘻嘻哈哈的，怎么那么大的精神，今天吃什么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人起床后感觉格外的神清气爽，神秘的疾病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为了庆祝重获健康，大家一起去食堂，饱餐了一顿油饼、稀粥。
只是，从此以后，我们413室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准再提麦乳精三个字。
高中三年，我把自己吃得白白胖胖的。高考复习那么累，我都没有瘦下来。连我爸都啧啧称奇：“闺女，你考试这么辛苦，怎么就不见瘦呢？”
我自己倒无所谓。看看身边的女同学，高三一年下来，各个灰头土脸的，没有一丝青春年少的风采，我对于身材、相貌也就不那么斤斤计较了。更何况，我还有偶像的支持。当时，我最喜欢的影星是山口百惠。她的厚嘴唇、咪咪眼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完美无缺。就连她圆润的胳膊、粗粗的腿对我都是一种安慰。“山口百惠也不瘦啊，我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时候，惟一让我觉得有精神压力的是去上海探亲。
每年暑假，我的出现总会让娇小玲珑的上海街坊四邻大为兴奋：“侬看格小囡，模子老大，样子交关好。”翻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小女孩，块头真大，人长得真不错。
天知道，我那会不过是个一脸baby fat，胖乎乎的小女孩而已，被他们大呼小叫地称赞一番，我真觉得自己该痛下决心减肥了。
真正减肥从大四开始
我真正开始减肥是在1992年大四寒假过后。
我失恋了，那真是天塌下来的感觉。生活还能不能继续我不知道。我一边复习准备考托福到国外留学，立刻离开北京这个伤心地，一边开始狠命地节食。那股狠劲让我第一次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所谓的毅力。
现在回忆起广院的食堂，我总是忍不住要流口水，但凭良心讲，当年饭菜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每天不知是在和谁发狠，早餐只吃一个煮鸡蛋。中午永远买又便宜又难吃的豆腐泡炒肉片，而且只吃豆腐泡，肉连碰也不碰，米饭更是数着粒吃。这样做，既省钱又节食，一举两得。
吃过午饭，我也不休息，一个人跑到教室去做托福习题。到下午4点左右，我的肚子开始造反，我通常会吃一个水果，再接着做英文作业。晚上是最难熬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地，人怎么也睡不着。这样一来，日子倒好过了不少，我每天的精力都花在了托福和饥饿的问题上，心里的伤痛也就淡了许多。为什么开始减肥我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也许是疼痛转移法吧，把心灵的伤痛转移到肉体上，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挺过来了。
两个月之后，我的体重从110斤跌到了90斤。
从此，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1993年和1994年，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吃，成了我那个时期排遣内心苦闷的惟一方法。
花，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我当年患难与共的朋友。难得她也正经历着生活中最彷徨、最不如意的时刻，于是我们两个人找到了共同兴趣：吃！
东四十条的必胜客，那两年，我们每周至少光顾一次。两个女孩子，却要点一个厚厚的至尊Pizza、两份沙拉、两大杯可乐，然后，互相鼓励着，一口一口吃到撑得连站都站不起来。
那一阵，我们两人的体重都在飞快地上升。更可怕的是，我们常常善意地麻痹对方：“你不胖，你一点都不胖。来，你再多吃一块Pizza吧。”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萨马兰奇在蒙特卡罗宣布结果的那个晚上，花从亚太大厦早早下了班，我们一起去长安商场旁边的麦当劳买了两个巨无霸汉堡包、两大份薯条、两大杯奶昔和两个苹果派，然后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只等北京获胜的消息传来，就大吃大喝庆贺一番。没想到，萨马兰奇无情地念出了悉尼的名字，我和花都难过地大哭了一场，这其中，也颇有些借题发挥之意。哭过之后，我们将满满一桌的麦当劳快餐消灭得干干净净。
1994年的夏天到了。夏天总是带给人希望。
有一天晚上，我和花站在赛特山姆叔叔的门口，一人手里捧着一袋葡萄干面包正在话别。我突然对花说：“咱们开始锻炼身体减肥吧！”
花看了看手里的面包，说：“好！”
第二天，我们去长富宫健身俱乐部报了名，又去西单商场买了两辆一模一样的红色26女车，相约每天下午在花下班之后骑车去健身。
我终于发现，我其实是个有毅力的人。
7月份，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每天下午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地从南礼士路骑车到长富宫。每次走进长富宫的一刻，是最幸福的。外面骄阳似火，而开足了空调的大厅里清凉宜人。从饭店大厅到健身房，要上一层楼梯，再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这往往是我内心最挣扎的时刻：练，还是不练？
俱乐部里有一个日本女士，50多岁，身材瘦小，长得很像《血疑》里幸子的妈妈。这个日本欧巴桑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每天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在跑步机上飞快地跑步一小时，跳健美操一小时，游泳一小时，蒸桑拿一小时，最后倒立20分钟。我帮她算了一下，前后历时5个小时。
每次只要她一走进桑拿室，我一定第一个拿起毛巾落荒而逃。她最爱往滚烫的石头上泼水，总把桑拿室变成受刑的地方。
有时候，我会偷偷地打量她，一方面，希望自己中年以后，也能拥有和她一样的活力；另一方面，又充满困惑：她干吗天天把自己往死里练呢？
困惑归困惑，欧巴桑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
人瘦了，心情也好了
整整一个夏天，我坚持锻炼，控制饮食，人，慢慢地瘦了，心情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当然，我和花偶尔还是会经不起诱惑。一旦两人肆无忌惮地大吃了一顿，就会怀着无比悔恨的心情回到长富宫加倍锻炼。
那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那种对体重近乎锱铢必较的态度是不健康的。可我很怀念那
段日子。
从1995年开始，我再没胖过。尤其是1996年加盟凤凰以来，我更是一天比一天瘦。我总对别人说：“想减肥吗？来凤凰吧！凤凰的工作量绝对能把胖的拖瘦，瘦的拖得更瘦。”说完才意识到，这分明是当年红军反围剿时对付国民党的策略。
现在，我俨然成了减肥专家，随时随地和别人分享减肥心得：
“你要多吃菜，少吃主食。”
“饭后一定要站半小时，才能坐下。”
“晚上睡觉前3个小时不能再吃东西，实在馋了，就吃水果。”
“冰激凌、奶酪蛋糕可以吃，但一个星期只能吃两次。”
“锻炼很重要，我建议你去练瑜珈。”
……
我的美甲师小平是个丰满可爱的女孩子，却一心一意要减肥。尝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见效，见到我总是一副羡慕的样子：“你怎么又瘦了呢？有什么秘诀吗？”
“很简单，晚上不许吃零食。”我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
“不吃零食啊？”小平面露难色。
“对。而且，吃完饭，先站半个小时。你是不是吃了晚饭就睡觉？”
小平不住地点头。
“以后，吃过晚饭要等3个小时才能躺下，记住了吗？”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找小平修指甲，见她果然瘦了，就是脸色不太好，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鲁豫，我按照你教我的减肥方法去做，瘦是瘦了，可我真坚持不下去了。”小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
“你病了？”
“没有，就是你跟我说的吃完晚饭要站3个小时，我站了几天，实在受不了。”小平愁眉苦脸的。
我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小平，你太可爱了。饭后站半个小时，不是3个小时，你搞错了。”
《鲁豫有约》剧组的主创人员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女孩子。她们个个年轻漂亮，还有着女孩共同的特点，爱吃零食。见到我，她们常常口齿含混不清地说：“鲁豫姐，最近，我又胖了，怎么办那？”边说嘴里边嚼着话梅、巧克力。
“饭后站半个小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别人推销我的减肥心得。
时间一长，《鲁豫有约》剧组都养成了很好的饭后站立的习惯。
我们每次采访嘉宾都需要一天的时间。中午吃过简单的午餐，嘉宾总是会客气地搬椅子要我们坐下休息。大家看看我，准是在一边晃来晃去，于是也赶忙推开椅子站起来，嘴上客气着：“不用麻烦了，我们站一会儿就该干活了。”
嘉宾们总是很感慨，以为碰到了八路军式的摄制组，与群众同甘共苦呢。
2001年年底，因为工作太累，我的体重掉到历史最低点：86斤。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少观众发来E…mail抗议：“鲁豫，你太瘦了，还是胖一点好看。”
那一阵，曹景行先生每次见到我，都会用他在《时事开讲》中充满权威性、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瘦得就剩下一根火柴棍加一个大脑袋了。”
我仔细照了照镜子，并没觉得自己瘦得可怕。
我终于发现，在内心深处，我永远是童年时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渴望着拥有修长的双腿。
实习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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