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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乡村生活结束了，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拉上了它的天鹅绒大幕。几天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起程去了中甸。当汽车爬过古邱塘关的关坡时，青瓷色的长天中浮出嵯峨的玉龙大雪山来，那庞大的底座呈现着仿佛被青铜浸染过的铁黑色，上端堆满了混合着古雪和新雪的盖世白雪，纳西人的圣山一头挽着天界，一头挽着人界，它的圣性之光照住了离开家乡的赤子，并将照住他的一生。
（刊于《青年作家》2009年第4期）
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
蒋蓝
刑法的工艺化
每年三月份，我所在的报社均要安排员工体检。有一年联系的对口单位是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因为体检不得吃早餐，我想尽快结束，一早就去了。作为成都有名的销金窟，科甲巷仍沉浸在睡意的薄雾里，白日、黑夜拥挤不堪的巷道，被黑大理石和洁白的花岗石整合起来，反显得有些寂寞和宽敞。记得1990年代初，我为买一双当时流行的美国战靴，曾在这条当时被民间称为“二奶街”的正科甲巷里逐店寻访。如今，成片低矮的民房早已拆除，耸立起的基本是一些貌似古物的赝品。在做旧基础上的金碧辉煌，尽管如此抵牾，但毫无疑问是体现时代门面的美学指标。
几百米长的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名科甲巷正街，民国时改名至今。清代来省试的举子生员多住此巷客栈，“科甲”有“祝考中”之义，因此得名。科甲巷包括正科甲巷、大科甲巷和如今已不复存在、仅留其名的小科甲巷（因建立第一人民医院时，小科甲巷东段被堵，1981年地名普查时并入正科甲巷）。
正科甲巷为南北走向，即南起春熙路东段、大科甲巷交会口接城守街，北止总府路，长291米。大科甲巷为东西走向，东起红星路三段，西止正科甲巷、城守街交会口连春熙路东段，长189米。不过，让科甲巷扬名的并不在科举或朱熹祠堂，而正在于这里曾是石达开的凌迟之地。
在锦华馆馆口，一座汉白玉碑好像从地下冒出来的，镌刻清末文人高旭于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而作的五言律诗《题壁诗》：“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黄金若粪土，肝胆硬如铁。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想想就该明白，如是出自石达开之手，“大盗亦有道，诗书所不屑”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石达开不可能自称为“大盗”，何况他曾“应省试，举孝廉，邃于孙吴之学”，显然是深悟学问精髓之人。关键还在于，托名之作诗格太糙，比起石达开的诗心，有云泥立判之别。比如他的《述怀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戎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气势沉雄，被《饮冰室诗话》收录，梁启超赞不绝口，认为即使是陈琳的《讨曹操檄》、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都不如此联。
走到正科甲巷南口的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抽完饿血，就去x光室照胸片。我脱掉皮夹克，在黑暗中举起双臂，正面、反面，呼吸、憋气。那盏低功率的红灯突然大亮，红光普照，把那个暗中操作的医生拉出了皮影戏一般的黑影。从x光室出来，我坐在走廊等结果，心中一惊：在我所在的门诊部大楼原位置，应该就是清代按察使司署臬台衙门的尾部（它的正大门接东大街，今已不存），它的后门就是监狱所在位置。臬台衙门因要关押犯人，纵切极深，与正科甲巷南口相交，深达半条街。
记得李劼人先生在《暴风雨前》中就明确指出，石达开的凌迟地点就在科甲巷口的监门。
从一医院出来，我在伊藤洋华堂斜对门的快餐店吃了点东西，望着医院门口巨幅的阿迪达斯广告牌，nba球星那大汗淋漓的双王文濡：《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299页。
腿，那肌肉隆起的手臂，刚毅血性的表情，我决定回家。在自己收集的资料照片里，找到1995年在四川省档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拍摄的那份处决石达开的档案原件，即清政府处决翼王石达开的公文。札文清楚地记载了处死石达开等人的具体详情：“将发逆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将石逆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盛装，以备解现京师，传示各省余贼。首级即枭示四门，以昭炯戒。其石逆幼子石定忠著牢固监……”（标点为笔者所加）周询在《芙蓉话旧录》里说，至光绪末年，成都一般都是在农历霜降后“秋决”行刑。最初刑场在东较场，后因附近居民渐密，到清中叶后，改在北较场。光绪末年编练新军，在北较场修建武备学堂，将刑场改在北门外砖棚子前一空坝内。“凌迟”人犯，成都俗称“剐刑”，则历来都在北门外的荷花池。
我推测，“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拖延”的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事变，对石达开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蒋维明、郑光路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臬台监狱进行凌迟。
有论者认为行刑地点是位于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说“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周询在另一本著作《蜀海丛谈》中就作此说周询也承认非自己亲眼所见，是得自父亲口述，是“先太守甫截取来川，充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在此聊备一说。
至于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则云：“六月二十二日，奉清廷谕，凌迟，行刑于北校场。”却不知以何为据。
经过对资料的反复甄别和田野考察，督院街一侧一个叫“院门口”地点，进入了我的视野。
周询：《蜀海丝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82页。
自明代以来，督院街历朝均系川省最高权力机关所在。明代之巡抚都察院，清代之四川总督衙门，民国时之督军署、省长公署及省政府等，均设于此。它西接走马街，东连南打金街。后人取部督之“督”字，和都察院之“院”字，连接起来，则命名为督院街。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于大渡河兵败被执后，解送成都位于科甲巷的总督衙门关押。6月25日，川督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崇实在相距不过两里地、位于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提审了石达开和他的手下曾仕（宰辅）和黄再忠（中丞）。王廷焕指出：王家坝街向西与丝棉街接壤，在督院街与龙王庙相交处的一个街口称“院门口”，是指督院街口，这里也曾像北京城的菜市口是一个刑场。清朝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臬台衙门的监狱，从那里提出后被杀害于“院门口”。现在，此地约在已成为红星路下穿隧道南端出入口南行50米的宽阔公路上。。。c o mt。xt。小‘说‘天。堂
第51章 灵光消逝的祖地（4）
这就让我们发现，有关石达开的殉难地点，有了四种说法：科甲巷的臬台监狱、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北较场、督院街口的“院门口”。2009年3月2日夜，我向四川省文史馆学者李殿元、张绍诚分别发去求教电邮，他们翌日回电指出，最大的可能地点，还是在科甲巷的臬台监狱。
如果再准确一点，凌迟地点，是在臬台监狱旁边的三合土院坝上。
凌迟在秦汉就已经出现，但不为国家法典允许，属于私刑。作为刑法，凌迟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朱元璋亲颁《大诰》全面推行凌迟。朱棣靖难之变以后用此刑杀害的朝臣100多人，铁铉受刑，居然是在朝堂之上。每割一块肉还把肉放进铁铉口中，问他香不香。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发展到清王迋焕：《王家坝官邸与“枕江楼”娱乐场》，《华西都市报》2007年3月24日。
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
凌迟在历代操作中是不同的，一般是切8刀。先切头面，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8刀要多，清朝就有24刀、36刀、72刀和120刀四类。据记载，实际执行时，对恶贯满盈者，则可以增加刀数。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3天，共4700刀。但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觉得比较真实的是对付袁崇焕的“鱼鳞剐”，剐13700刀，分3天完成，英雄的肉还被广大百姓分而食之……周实先生在《刀俎》中，为汉语读者详细描摹了袁崇焕遭受“鱼鳞剐”的细节，可以参看。
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这个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把盐！而骆秉璋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奇谋——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疼痛以泄心中大愤，那么，骆秉璋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当中倒是记录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事件：“当同治及光绪时，有范某者，为城守营之领旗马兵，夙称刽子手中之巨擘，自弱冠以至七十余岁，手刃及剐之人，不可数计。每斩一人，给钱一千文，剐则三千文。后之行刑者，亦无一不是范之弟子。在省城言杀人事，亦无不知有范某者。”爱新觉罗·载淳在1862年登基，开启“同治中兴”的新时代，石达开等人的剐刑，在成都自然不会从“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麾下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