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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体对话关系，由此他做到了对历史人物的“同情的理解”，并实现了“人的历史”的重建。
“稗史漫传曾羽化，千秋一例不平鸣”，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在《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中，蒋蓝在城市的行走中循着当世的目光和场景，一点点剥落时光的掩埋，在尘封的档案和记载中追随石达开被凌迟的细节与过程，不仅追慕英雄的壮烈，还长叹千年专制的罪恶：“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价值算式，一直就是历代革命者的身体筹码。因为除此之外，革命者实在拿不出什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但西方人不同，他们可以开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筹码。国人灵魂的痛苦，基本上已经被身体之痛偷梁换柱，而且把身体之痛视为了一种合理的承受。那么，当权力的绞肉机已经逐渐钝化于这样的麻木群体时，如何让制度的刀片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反倒是让操作者产生‘灵魂的痛苦’了。这就进一步意味着，国家机器才是唯一合法酿制纵深疼痛的温床；而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的人，必然要提供更为锋锐的骨头使之折断。”
在对历史的窥视与揭示中，蒋蓝的散文体现出一种深度追求：他以对历史社会和人生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将内在的情感展露无遗，展现出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他试图在状写云谲波诡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蒋蓝以散文之笔，将生命转换成历史烟云中的人物与形迹，将今人的灵魂与黄仁宇：中国近代史的出路［m］。大历史不会萎缩。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故人对接，力图实现传统文化与人性的精神契合。在对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蒋蓝着意考量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时时关照自身，有着自剖自审的意识。以现代性为参照坐标对历史进行比较和反思，着眼于过去，用心却在当下，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这种生命的焦灼和文体的自觉，表现出作者重塑历史精神的渴望，也表现出创造新的文体的自信。他在作品中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情感深度乃至哲学意蕴，以其强劲的文学魅力给我们带来崭新的阅读经验和生命意义的反刍。《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中蒋蓝用极理性的语言表达了对英雄石达开的敬意：“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字就是丧尽天良。”这种克制的理性，却深邃地表达出作者的审视维度和精神的自由向度，内质的悲凉仿佛能在读者的心头绕梁三日。蒋蓝写人，不虚美，不隐恶，不随意臧否，不泼污水，这使他的散文充满人的声音，人性的细节，有了“复调”品格，那些人物不再是神圣化或妖魔化的怪物，而是血肉丰满的立体人物。
“博而不约是谓俗学，约而不博是谓异端。”，历史散文创作需要作者具有博而能约的整合能力和收敛思维，从而发现一些规律性的见解。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翻阅、研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还得拥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丰富知识才行；除了纵向描述外，还得进行横向的中西比较……作者非但不能重复前人的话语，更得有超越他人的独特描述与深刻感悟。蒋蓝在《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中，对石达开被凌迟的具体地理位置的考证，便显出其不同一般写作者的严谨态度和考据功夫，更可看出作者于细节中追溯历史真实的体悟能力。“我推测，‘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拖延’的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变故，对石达开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蒋维明、郑光路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臬台监狱对石达开进行凌迟。”
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发轫期，文学性便已作为散文的重要本体性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与彰显。其根本特质，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这一重大文学命题作了论述：“用这人道主义之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人的文学”要“发现‘人’”，“‘辟人荒’”。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表现“人化”的存在，而散文是人性景象中最直接的语言现实。白郎散文《灵光消逝的祖地》便为我们呈现了祖先地盘上的生活切片，这些生活切片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人，指向了“人化”的存在。
“我”在祖宅土楼二楼望向院子时，“有时可看到祖母驼着个背在一棵苹果树下静静地做针线活，她坐在一个浅黄的草蒲团上，头上裹了块青布，身上穿着纳西式的素色皂衣，朝外翻着的袖口宽大阴白，像东巴经里描绘的两只白蝙蝠。”祖母带给白郎的童年记忆交错着故乡的风土人情、民族宗教、供奉仪式和亲切的生活经验，这些记忆铺垫了作者儿时的生存经验和美感来源，成为其精神上的原乡。童年总被作家建构成远离成人社会的乌托邦，属于过去自我的天堂。白郎将童年作为灵感和生命的源泉，就像以追悼仪式来接受过去的自我已消逝的事实，始终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回望童年，在成年的理性穿透中赋予生命释放的特质。他追述祖母的文字，都跳动着浓酽的幸福感觉，这种感觉包括人生之初由民族宗教带来的应对自然无常的安全感，也有受祖母灵告的列祖列宗的被庇护感。ＷＷw。xiＡosＨuotxt。ＣＯＭt…xt…小…说…天。堂
第46章 从成都出发，自由地追求，闲适地写作（2）
阿布家族和净托家族的故事则更像是白郎在追寻自身的存在感——他作为一个人的出处与来源，他与族中人物的相互印证。虽然“我”在此节中的出场，仅仅只是一个顽童，“幼年时，我常在祖宅散发着浓烈稻草味的草楼上嬉耍，黯黄色的大草垛旁，放着一些祖传的打铁用具，其中有一个长形的土制鼓风器，当我拉动风箱，一股风便会蹿出来，拂起几根稻秆，偶尔，上面歇着一只小纺锤似的缩在稻叶间的稻苞虫”。但是无论是对曾祖父、祖父、二祖父、二奶奶等等人物的讲述，都是一种来至血缘至亲的体恤和认同。有沉鱼落雁之姿的二奶奶在被人诅咒后莫名其妙地半身瘫痪，生不如死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的经历，更像是作者对祖辈传奇历史的挖掘与阐释。身长鹤立的红军外公，则是“我”现世生命的最大骄傲和最深切的崇拜。
“金朝人赵秉文的《海青赋》云：‘俊气横鹜，英姿杰立。顶摩穹苍，翼迅东极，铁钩利嘴，霜柳劲翮。’长大后，我读到这首浩气逼人的鹰诗时，立时就怀念起左牵黄右擎苍的外公来。”外公的猎技、猎狗、猎枪、鸽子都是面对自然生存时最有征服力的象征，而“莹白的毛主席石膏像”和语录本则是适用于社会生存的符号工具。但充满生命力的外公不会被驯服成一个政治化的标本，所以家中就还有外公从吴烈山上挖掘下来的兰草，记忆里就还有外公收缩鸽线在恰当的时机下网罩住的飞鹰。这些在文中接连出现的种种意象“是作者生命感的自然流淌，是生命体验贯注于语词，并为自身找到可以‘触摸’的形质。语词在成为意象的过程中，从单一的意义规定中逸出，浮游在形态与意义之间”。灵光消逝的祖地，是赤子对故土和灵魂栖息的眷恋。回不去的原乡，永远是生命最诗意的栖居之所。寻找精神家园是作家乃至一切艺术家都爱做的一个白日梦，真正的精神家园是子虚乌有的，每次寻找都只是净化灵魂的一段心路历程，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寻找过程中精神朝圣的情感体验。家园意识是艺术家们最后的精神乌托邦，也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一块净土。“当汽车爬过古邱塘关的关坡时，青瓷色的长天中浮出嵯峨的玉龙大雪山来，那庞大的底座呈现着仿佛被青铜浸染过的铁黑色，上端堆满了混合着古雪和新雪的盖世白雪，纳西人的圣山一头挽着天界，一头挽着人界，它的圣性之光照住了离开家乡的赤子，并将照住他的一生。”
除了家园意识，作家在民族生活的记述中应有更超越的人生哲理的思考，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唯有面对死亡，才能充分展示生命极脆弱又极强韧的丰富内核，以及不能解的无奈和不可逼视的庄严与尊贵。《灵光消逝的祖地》中，乌鸦是纳西习俗中“迎生送死”的使者，“有几次，‘在阿布巢窝’的墓地上，我曾近在咫尺朱光潜：《具体与抽象》［m］。《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570页。
地观察过鸦群，结果发现所有乌鸦的羽翼上，都透出一些清幽的绿光，当它们把翅膀伸开时，绿光就迅速扩大为一片，并使黑色的身体看上去有一种光洁的鬼魅之气”。“我”对于这种关联着生死的人神之媒的灵鸟，怀有自然崇拜的情感，也怀有一种神秘的悲伤。这种悲伤，源自民族文化的生命底层，更源自血液里的情感认知。生死无常，福祸有天，在必须面临死亡的时候，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