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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有了这段话，我觉得不枉爱玲和他相交一场。
爱玲的成就在陷落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仿佛那个“孤岛”寂寞夜空最后一束惊艳的烟火。
爱玲是深爱着上海，在她的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开出了她这朵奇异的智慧之花来。
爱玲最初将稿件投给了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且附有自己所绘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插图。由此开始，爱玲再接再厉，一连发表了九篇文章。
但是，真正使爱玲出名的是《杂志》。爱玲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小说名篇以及一些精彩的散文，都是刊登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刊物上。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爱玲妙笔生花，盛开在四十年代幽暗的上海天空中，又如彗星般扫过上海文坛。少年时代的天才梦，终于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令人称慕的现实。
她的成就引起了阵阵惊呼，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为她善意地设计她的文学道路。譬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爱玲则用一种委婉决断方式对这种关怀敬谢不敏。
她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人生、时代的理解。她迫不及待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传奇》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表达：
“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在我眼里，盛名下的爱玲依然是一个小女子，外表冷漠，内心欢喜的女孩子。如她所言，“狂喜的人，我还能想像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
她是率真的，没有任何虚伪的谦逊。
有女如青
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爱玲这一句，可见苏青其人不俗。于是，我切切地去寻找苏青。于是，我发现了一个与爱玲相近，却也迥然相异的人和传奇来。
苏青，本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苏青这名字，我一见即喜，喜到心里去。苏字灵透，青字又俊雅，似我这样不通平仄的人张口也能凑两句诗来：姑苏城外离人柳，别梦青青到徐家。又叫我想起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意境。冯和仪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古雅大气，又堂皇，合着“有凤来仪”之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我印象深刻。
苏青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长爱玲六岁。同样的富裕显赫家世。祖父是举人，先是经商，后由殷商变成地主，家有良田几千亩。宁波虽不及上海，却也开埠早，是上海的门户，开文明之先。
她的家庭虽说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在她父母看来，读书毕竟不是女儿家的正经职业。虽然苏青一九三三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但是她依然不得不早早地就辍学，嫁给了徐崇贤为妻。两人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了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而已。
旧式婚姻虽然隔绝，却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还恩爱有加，然而，那薄雾似的爱毕竟是不能持久的，待到两人走近，面贴面以后，就冷冷地散去了。
苏青与爱玲可有一比：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一般的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一般的对于生活而言十足的低能。
爱玲的委屈是内生的。仅就爱而言，胡兰成的出现十分突兀，让她措手不及。她的青春期是被截断的。从父母之手到爱人之手，虽过程短促，稚嫩苍白，却简单明了。虽然有一纸婚约，二人依然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胡兰成父母双双亡故，不用伺奉公婆，承欢膝下，少了几多口舌是非。这对拙于交际的爱玲来说自然是好事。
苏青则没那么好的运气。这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奶奶处理家务常常手忙脚乱，心浮气躁。且公婆健在，怀孕生下的又是女儿，未能给徐家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内不能见容于夫君，外不能见容于公婆。她的处境好比一脚踩空在阁楼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帮她还好，起码还有人对题《钗头凤》，共唱《东南飞》。像我母亲虽与我奶奶不和，但父亲疼爱她，好歹不孤单。其实我父亲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帮了妻子，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即是帮了母亲。
偏偏是苏青的丈夫另有新欢，恨不得她自动隐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泼水，已为徐家妇，好好歹歹自己处着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观人。
爱黯淡下来，生活便显露出斑驳狰狞的气色。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他是彻底不爱她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飘飘洒洒散落开来。
对于苏青的这段婚姻，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苏青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在现在来说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可谓前卫。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大红大紫，风头大大盖过今天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其实，不过是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恰如胡兰成所评：“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说起来，《结婚十年》我没看完，但我实在是喜欢苏青，喜欢得不得了。她身上几乎集结了所有我喜欢的女人的特征：率直、独立、坚定、大气、忠贞。
苏青为人率直，连写作都不喜欢用二三人称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与爱玲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后，两人都受到非难。苏青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苏青个性独立，乱世中一个女子，拖家带口，也真是难为她。如她所言：“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挣钱买的”。然而紧接着的一句却是：“可是我回头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哀而不伤的一句话，背地里或许是泪如雨下。亦说她做高官的情妇，她身边走来走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欣赏她的红颜美貌，欣赏她的才气爽直，就是没一个人肯为她留下。
一九四六年夏初，上海的局势稍稍和缓，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她改名。爱玲冷静客观地劝慰她说：“现实也得考虑！你去当主编，我也有条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趁机改了也好！”
苏青显得很沮丧，创办《天地》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然不见了。她悲苦地说：“你算好的！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靠一靠，我这一转身，老的老小的小，谁让我靠？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就这么风干了算了！”
天地茫茫，我要靠谁？谁能为我所靠？即便是这样的凄凉，她也熬过来了。爱玲远走他乡，她却留了下来。她还要撑着，还有子女要靠她。但靠了她又怎样呢？后来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丈夫负，到头来依旧是一个“负”字。一生儿女债，想想真是惊心，伤心！
苏青晚景凄凉，她老病缠身，也不服药，但求速死。一门关煞，种了些草花，“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说。
一九八二年，苏青六十九岁。孤独地死去。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