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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
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这个；
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这个。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瞅也不屑瞅一眼。
随着拿破仑垮台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不可救药，它认为一切都是由它给的，给过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毫无所享，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枝桠，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高兴时，便可随时收回。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恩赐的。
它满腔戾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们采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通俗而真实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看见了。
它自以为强大，因为帝国在它眼前象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那样搬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为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它想错了；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在人民中。构成这些深入土中生气勃勃的根须的，绝不是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伸到四处，王位底下却没有。
波旁家族，对法兰西来说，是它历史上一个显眼和流血的节疤，但已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成分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丢开，确也把它丢开过二十二年，照样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而他们竟没有见到这一点。他们这伙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见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念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绝大的谬见导使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可叹得很！它所谓的它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蹂躏，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已在国内扎稳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认为时机到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在法兰西面前站起来，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之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之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理。可是，应当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
在复辟王朝统治下，人民已习惯于平静气氛中的讨论，这是共和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已习惯于和平中的强大，这是帝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对欧洲其他各国来说，成了起鼓舞作用的舞台。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发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时期发了言，轮到才智发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风停息了，火炬又燃了起来。人们望见在宁静的顶峰上闪颤着思想的纯洁光辉。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景象。在这十五年中，在和平环境和完全公开的场合，人们见到这样的一些伟大原理，在思想家眼里已非常陈旧而在政治家的认识上却还是崭新的原理：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职的甄拔制度而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
波旁家族的下台是充满了伟大气势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冠冕，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有了面子，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种正视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方的，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崩溃中的君权更关心。这种琐碎的作风叫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都灰心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却感到自己的力量异常强大，因而不曾动怒。人民进行了自卫，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帏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怀着凄切和审慎的心情去接触那些王族中人的身体。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对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昌盛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大胆，敢于反对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 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立即有了朋友和敌人。有些人欢欣鼓舞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起初都象旭日前的猫头鹰，闭上了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慨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特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震动，它对被击败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敌人来对待并流它的血的光荣也没有给。专制政府总喜欢看见自由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当进行得那么威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慨、最惊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是多么重，从种种事态中却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这里感到一种高出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光辉灿烂的东西。
人权粉碎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来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里来的。胜利的人权丝毫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便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便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使在表面上是最需要的，即使是当代的人所最赞同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包含的人权过少或根本不包含人权，通过时间的演进，必将无可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立即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弗利①。马基雅弗利绝不是个凶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烂污作家，他只是事实罢了。并且这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仿佛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如此。
①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是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的。结束决斗，让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渗入事实，事实也渗入人权，这便是哲人的工作。
二 无终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就止步不前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人立即破坏这搁浅的船。
机灵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都自加封号，自命为政治家；因而政治家这个词儿到后来多少有点行话的味道。我们确实不应当忘记，凡是有机智的地方，就必然有小家气。所谓机灵人，也就是庸俗人。
同样，所谓政治家，有时也就等于说：民贼。
按照那些机灵人的说法，革命，象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动脉管破裂，应当赶快把它缝起来。人权，如果要求过高，便会发生动荡。因此，人权一经认可以后，就应巩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后，就应想到政权。
到这里，哲人还不至于和机灵人分离，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戒心。政权，好吧。但是，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政权？其次，政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机灵人似乎听不见这种窃窃私议的反对意见，仍旧继续他们的勾当。
根据那些善于伪称于己有利的意图为实际需要的聪明政治家的说法，革命后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就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