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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待遇、高工资收入，现在一提起人们甚至觉得可笑，有个方便的留洋出国机会、或在外企谋个职难道就拿得比你少？兵器大学失落了，没人再被他们的金牌子所迷惑，就连招生也只能招些不想出学费的、最好还能倒贴一点的边远的、贫困的农家子弟或城市的下岗子女……好可怜哟，国家的政策则是一样的，该实行并轨的就得实行并轨，该交多少学费的还得交多少。结果，来报到的学生们发现上这个学校没占任何“便宜”，而学校则更加发现他们肩上的负担比别的大学要重得多！
那日，我是不到下午6点从山西省团委出发的，但一路堵车使二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晚8点20分左右到学院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校党委副书记杨波与学生工作部的吴俊清部长、团委李树雪书记一见我，就像见了哪一位高级首长似的热情、客气，直叫人感动。
“同学们等您来已经在会议室有一个多小时了。”主人说。
我一听便大为受宠若惊，忙说：“那就随便吃点咱们就去见见同学？！”毕竟都是当兵出身的，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失去10年前的那种部队生活习惯。
草草吃过晚餐后，我被前呼后拥般地带进了会议室。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大房子里，整整围了一圈人。主人说，他们都是贫困生代表，他们听说你是专程来了解大学贫困生问题的，所以都想跟你说说。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那么请同学讲吧！”
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便打开了笔记本。
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我无法记录下去——第一个同学还没有讲完，接下去便就哭成了一片……我至今仍无法忘却那晚的一幕，这也是我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很遥远的感受的再一次复现，那便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经常遇到的“忆苦思甜会”。
我丝毫没有半点夸张。也根本没有考虑这相隔二三十年的类似的集体式的哭泣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只是感到我们的大学生们太艰难了！我只是感到共和国都快走过半个世纪了，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有些还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量让每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同学都能详细讲一讲自己的情况，然后我想法在作品里都把他们写进去，之后再希望有钱人都出来帮助这些困难同学……
这一夜，我进行了少有的最紧张和最漫长的采访。从晚9点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晨6点刚从床上起来，就又开始接待同学，直到中午。之后，我又参观了一下学校环境以及仅有的一个学生勤工俭学社团。在这里的采访和亲眼目睹，使我完全证实了学院几位领导反映的问题：华北工学院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校园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迁与革新，都得他们自我消化。像贫困生问题，他们是个最无援的高校之一。由于这几年兵器行业的不景气，国家对学院的实际投入有减无增。学校有限的如一些辅助设施的管理，基本只考虑安排本校教职员工的家属子女等就业人员。因而贫困生的勤工俭学岗就只能是很少了，绝大部分需要帮助的贫困生无岗可上。这里想做家教或打工什么的，也几乎是没有可能。有个同学说，他曾在前几个月走出校门找过一个家教，得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还是个农村的孩子，每小时才给5元，后来他不干了。华北工学院离城里几十里路，学生打工、家教，只能像这位同学的结局。而学校也同样像山西农业大学一样，没有人给过他们一分钱的社会捐助。几位学校领导干部因此对我说，现在社会上有些现象真太不正常，富的富得流油，穷的穷出肋骨。越富越有人锦上添花，越贫越有人雪上加霜，我们欢迎你作家同志来，就是希望通过你的笔，给社会和有关部门提个醒，要想做件善事，那就多做点雪里送炭，而少去做那些锦上添花的活计。像我们华北工学院这样的“贫困户”才真正需要帮助。你作家同志就帮我们做一回广告吧，我们有言在先：只要有人捐助，就是一两万元，我们学校也会让第一把手出面隆重接待！
我答应照办。至于有没有人向华北工学院这样贫困大学生很多的“贫困大学”捐助，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开眼了。
从华北工学院出来，我以为有关高校中那些“无援校族”的话题可以了结。但我又错了。
第15章：世纪涅磐歌
1994年9月中旬的某一日，国家教委大门口来了两位穿着破旧衣衫的青年学生，不顾门卫的阻拦，高声朗颂起来：当金质钟锤在你们的公馆里敲响，呵！你们是否想到也许有一个穷人，挨着饿，停留在阴暗的十字街头，从金碧辉煌的客厅的透明的玻璃窗上，望见你们婆娑起舞的身影？
他在灵魂里把你们的华宴和他的家相比，在那里从来没有一丝炭火燃烧的火焰，他的孩子们饿着肚皮，他们的母亲衣不蔽体，老祖母躺在几根稻草杆上，沉默无语，真可怜！
严寒的季节已经把她冻得足够入土归天！
施舍吧！为了得到为人类受难的基督的抚爱，为了使恶人也称道你们，向你们致敬，为了你们的家庭永远和睦与安宁：施舍吧！
为了有朝一日，在你弥留的时刻，你们在天上有一位强大的乞儿，为你们祈祷，超度你们的灵魂！……
“喂喂，报告报告，门口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喊着内容不好的反诗，要不要处理他们？”年轻的门卫紧张地抓起电话。
“先不忙，等我出去看看。”
不一会，教委大院内走出一位某部门负责人。他已经远远看到了那两位学生：“就是你们俩？”
“没错，就是他俩。”门卫十分严厉地报告道，“刚才他们在这儿大声念着不好的诗！”
“是这样吗？”
“我们是念了诗，但那是好诗，是伟大诗人歌德的那首《为了穷人》。”学生开始反驳，并重新又向那位教委官员朗诵了一遍。“他不懂。这是坏诗吗？”
“对，这是首好诗。可你们有什么事吗？”官员问学生。
学生激昂地：“我们只想问一句：国家教委为什么提出让我们交学费？我们是山区来的，根本交不起。请问先生，难道社会主义大学要把穷人赶出大学门？”
原来如此！
教委的官员和言悦色地把学生请到接待室，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起了。
是啊，为什么突然要让学生们自己交学费！收了学费又是为什么呢？
回答只有一个答案：一切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
震荡最后的堡垒20世纪末的中国是什么？
是一头已经昂起头在呼啸的雄狮。
是一列已经启程并在快跑道上飞速前进的战车。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革命风起云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就让全世界为之惊叹！开放与革新，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然而在这伟大历史进程中，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一向缔造革命理论与改革模式的中国教育界，则仍然拖载着那辆旧体制的老破车，与时代格格不入。
谁都知道，中国的每一场伟大变革总是先来于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战线为什么走在了中国体制变革的后头？
原因只为两个字：缺钱。
可有谁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自改革开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会议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年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又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原因还是两个字：太穷。中国仍然太穷。
12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有2亿多人要接受义务教育，几千万人的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5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还有近亿人的扫盲工作，近千万教职员工的待遇……统而言之，国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则至少将我国5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进去。怎么？就不管12亿人的吃饭啦？
于是研究来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经费仍然像是大饼上撒落的芝麻——看得着而吃不饱。
不去说全民教育，单说高等教育。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管了，既然“管了”，当然连吃连住连学习连分配就该全管。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真做到了这“全管”的“统一招生，免费入学，困难补助，统一分配”的大包大揽。应当承认，在人民的经济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差别，鼓励工农子弟上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确保国家重点行业需要等等，这样的办学模式起到过积极意义。但随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的变化，原有的国家大包大揽已经跟不上形势，且日益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把大学当作社会福利事业，国家出钱，学生免费，学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样极大挫伤了教育单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之而来的便是宏观教育机制、办学机制到微观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等的严重滞后与社会发展步子的停滞。国家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维持教育单位的“人头费”，所有其它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教育部门曾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过委培、代培、自费等制度，并以此想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结果不是出现“分数不够钱来凑”的问题，便是有的大学坚持教学质量而拒之推行这一类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带来诸多毛病。
1994年，国家终于屡经调查论证，决定由开始的试点到最后的高校全部实行收费上学制度。
为了什么？很清楚，为了国家不能永远背大包袱。在西方发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