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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当然，要不我们怎么叫‘北大人’！”
“是啊，我们是儿独一无二的‘北大人’！”
这一天，中国和诸多外国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有关一趟特殊列车的消息。原来这是在深圳和广州工作的600多名老北大生为参加北大百年大庆而特意包下的一辆“专列”。
北大人真牛！那几天，我一连听到好几位北京市民在评说有关此次“专列”时如此感叹。
北大人确实很牛，像这样包着专列去参加校庆，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这般气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为北大人的这种气魄而自豪。因为北大人“包”之无愧，我想如果有一辆能载千人的“空中大客车”，北大人定会毫不犹豫地登机腾飞……
1998年5月初的那几天，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与喜庆，这就是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那几日，从共和国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从第一代北大人的百岁老翁，到刚刚踏进未名湖畔的年少学子，都在为同一件事兴奋。不夸张地说，北大百年校庆的隆重程度是中国几千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许也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孔圣人活着，肯定不亦乐乎。先不说国家元首携全体中国主要领导者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集会，也不说世界著名百校校长云集一堂的盛典，我所关心的是另一点，那就是北大百年大庆时所收受的“红包”有多少！
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北大筹备校庆开始校方有关方面就公开明确原则：百年校庆不流俗，拒绝商业味。给许多单位和校友的一份《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指南》上，更加清楚地标明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力图把校庆办成一个“教育节”、“文化节”和“艺术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北大的百年校庆确实办成了全中国的“教育节”、全中国的“文化节”和全中国的“艺术节”。我强调“全中国”，是其声势、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历届此类全国性的节庆。
但是北大人很会玩，他们虽然把如此规模盛大的校庆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名校校庆，同时，却又喜气洋洋地在后台大大的收受了一串数目惊人的“红包”。下面是校庆办对外公开提供的一个数目：至校庆前一个月的1998年3月31日，25家中外企业向北大共捐助总额达15亿元人民币。其中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为北大图书馆新楼捐助1000万美元；香港泛华老板何柱国先生捐资3500万人民币；香港企新公司捐资200万人民币；日本企业捐资27亿日元；戴姆勒…奔驰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美国宝洁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三金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除此，校庆办还透露了另一笔红包“帐单：至4月9日，北大已与20多家厂家签订了价值共约3000万元的自负盈亏性质的制售纪念品合同。读者可以注意到，上面总约为18个亿人民币的捐资中，都是百万元以上的大”红包“，至于那些几十万、几万元的小”红包“则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个情况是上面这些数目都是在离校庆高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受的，可以想象，中国人过节都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带礼参庆。北大在后来的4月30日至5月9日的10天大庆时间里，几乎先后接待了万人以上的各界名流与校友，那么这些人中所带的”礼“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听说许多企业与许多北大校友——现在也都是大亨，他们此次对北大的捐资，全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低调处理，即不张扬、不宣传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团捐资的200万元，其集团杨丽珠小姐把钱一放，只说”捐资教育“4个字后绝不多吐一个字……
北大校庆到底收了多少“红包”，是对外公开的2亿？还是实际的3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认真地去探密。但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北大确实在校庆的那些日子里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中国之所以举国为北大百年校庆欢呼，就是因为它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国百年进步的历程，而中国的百年进步有很多动力便来自这个“皇家学府”。
北大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理所应当。北大天天“日进斗金”是我中国人的骄傲。
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现象，那便是在中国现有的两千多所高校中（其中包括1034所普通高校，1000所成人高校）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异”，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迈进，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这种差异已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同样也反映到了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上。由于穷校与富校之间每年所获得的资金来源差异之大，致使在各自的教育与发展、投入与保障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差异。
我们先来说说一些像北大、清华的“富校”。如果按照比例划分，他们的贫困生比例也在10％至15％左右，然而他们这儿的贫困生，基本不存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况。理由是，他们的生源几乎差不多全是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高考“状元”，一旦成为事实后，一般都能得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社会或政府部门的奖励。特别是前几年，像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一个学生成了了全省、全市的“状元”，乡里要奖一笔，县里也要奖一笔，到市里、省里还要奖一笔，江苏的一个“状元”
生最多曾拿到过30000元。这还不算了结，到大学后，你如果是“状元”，还会得一大笔奖金。如果你是贫困家庭出身的“状元生”，你除了享受上述奖励外，还将免去一切学费，如此里外里，一个原无分文的“状元”一夜之间成了小“富翁”。至于高考成绩的第二名、第三名也随潮船涨，总还也能有它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进账。有了这么多钱，别说一年学费，就是4年大学也可基本对付了。这是其一。其二，那些名校、富校，他们的生源相对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富有的孩子。那些家里一贫如洗而又能考进北大、清华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些高校中，校长们都早已向社会发出响亮的承诺，即决不让一名家庭困难的学生因经济而辍学。校长之所以有如此坚实有力的底气，是除了他们自身的教育责任感外，重要的原因是在他们的口袋里拿得出这么一些“小数目”来解决本校负担不算太重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
在地处南国古都的南京采访时，东南大学学生处给过我一份该校“关于解决经济困难学生及解困措施”的材料。不妨我们公布一下：东南大学现共有全日制本专科生8000多人，月平均生活费在150元以下的约占4％，计350人左右；月平均生活费在200元以下的约占15％，计1300人左右。应该说，东南大学对特困生和贫困生的划分标准是略为放宽的，一般高校的划分标准比他们月生活费平均低出50元左右，即把特困生的生活费月平均算至100元甚至更低以下的水平。再看东南大学是如何解决20％的贫、特困生的。以1997年为例——该校第一个措施是“面广钱重”的奖学金。面广是指他们每年会有70％的学生可享受到年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奖学金（本科生），即你只有学习努力些，争取达到70％以内的人数之中，你就有了基本的生活费。这笔奖学金在东南大学叫“综合奖学金”，除此还有“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奖，每年每名获得者可得1000元。第三笔奖学金是“企业、校友”专项奖学金，即社会捐助的钱，获得者可年得500至3000元，以1997年为例，全校共有243人获得此项奖。第四项是企事业单位捐赠的奖学金，约五六项，每年有近百名学生可获得，年人均得1000至2000元不等。第五项是单项奖学金，每年初，学校根据各系院的学生人数，以毕业生每人每年27元，非毕业生每人每年44元下拨至各系院，由下面根据学年成绩评选出的优秀学生奖励，全校每年此项奖金共约35万元。第二大措施是专门用于解决贫、特困生的助学金。也分两大块：学校给各系院按在校学生总数下拨，平均每年约为十几万元；另一块是由学生处直接使用的定期与临时发放的困难补助。凡在没有获得上面70％的大面积奖学金的贫、特困生，可享受每月100元的补助。每年用于突发性的困难补助约3万余元。第三大措施是学校组织和设立的勤工俭学岗补贴，每年约20万元。能成为学校勤工俭学岗的人员一律都是贫、特困生。除上面三大块外，他们的最后一项是贷款制度。
如果那些贫、特困生从以上的三大措施中尚再不能解决困难的，便可向学校贷款。1996年，东南大学准备贷款金达40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1997年准备贷款金为61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为什么实际贷的少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的贫、特困生们已经有了上述几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笔或几笔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他们用不着再为生活而发愁。
在中国最高学府之称的北京大学其实也有一支3000多人的“贫困大军”东南大学的贫、特困生们是幸运的，即使在这所著名学校内也有1300多人的一支庞大的“贫困生”大军，但他们因为有学校坚厚的经济实力而省去了不少苦与愁、汗与泪……然而我还是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南大学还不是最好的“富校”，它比起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南大等学校，还只属于“小康水平”。
可是当我向山西农业大学、华北工学院等属于“高校贫困族”的学校介绍东南大学的情况时，我看到这些校长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羡慕得要流口水。
“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要是他们把那几位来不及接待的赞助者让给我们学校，我也就可以睡几个好觉了！”当听我说北京某高校学生部�